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

夜晚七点十四分，白原东站。

一趟老旧的绿皮子火车刚刚到站。

夜色浸透，旅客纷纷走出站台，如溃散的蚁群般散开。这其中夹杂着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他脏乱油腻的长发，遮住了整张脸的上半部，发梢黏连成绺，随步伐散出酸腐的馊味。身上破旧不堪的军大衣，蹭着油渍和黏糊糊的东西，味道更加难闻刺鼻。已是深秋，脚上却只有一双露脚趾的黑板鞋，黢黑的指甲缝里嵌着污垢泥土。

周围的旅客在经过他的时候纷纷避让，都不自觉地用手捂住鼻口，从他身边快速经过，用鄙夷和嫌弃的目光瞄着他。几年前关于“非典”的可怖记忆，让所有人都谈疫色变，对于这种不明气味非常敏感。

少年身上背着一个巨大的铺盖卷，一步一步向站台外挪去，由于脸上头发太长，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喜怒哀乐。

虽然告别了热闹且落后的九十年代，进入了千禧之年，但这偏远的东北小城，却像被时光遗忘的旧报纸，泛黄卷边，停留在九十年代的尾页。至少火车站的修缮就极为落后，斑驳的水泥墙上还刷着褪色的标语，砖土台阶坑洼不平。一道漫长的砖土楼梯，把疲惫的游客和所谓的现代化，远远隔在两端。

少年肩背行囊，艰辛地独自穿过长长的站台，中间被别人不小心还撞了个跟头，从行囊里掉出一堆破铜烂铁，残纸破布，还有一本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少年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重拾行囊，继续前行。终于，他来到出站口。这里的旅客更加集中，少年身上的味道再次引起了周围人的厌恶。

这样的场景也引发了火车站两名戴着红袖带的执勤人员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