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隔着办公桌坐下，施明泽很爽利，开门见山地问：“你跟院办提起过你们在做医药出海这块内容，想让我谈谈国内临床用药的挑战，这个话题太大了，你最好明确一下，你想知道的挑战具体是指哪方面？”

快人当用快语，程心省下寒暄和绕弯的环节，直接说明来意。

“仅就单一病种，单一分型来说，cs指南上推荐的一、二线治疗方案就有五六种，每一种方案的用药又涉及到不同药厂的同类产品，再加上各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在临床选择的过程中，医生考量的依据是什么？有遇到挑战或者受到限制的情况吗？”

施明泽谨慎地思考了一会才开口：“患者的分子分型肯定是我们考量用药的首要依据。二十多年前国内还没有多基因检测的技术，更没有什么药物可以选择，大都是外科医生一刀切完了事。这也导致到现在为止还有患者有误区，觉得乳腺癌手术做完，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去化疗啊，靶向啊，吃药啊，医生要反反复复跟患者解释什么叫全身性疾病，什么是循环肿瘤细胞，为什么一个病需要多学科会诊，病人的意愿其实对我们临床用药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

程心想起新辅助治疗开始前，主治医生让顾晓英在传统pcbhp四药联合方案和临床试验新药rh-a1816之间自己做选择。

“但其实绝大多数患者并不像医生一样了解不同药物的疗效和毒副作用，他们更多是听从医生建议，经济负担也是影响他们选择的重要原因，”

她声调不自觉地扬起，施明泽也感受到了，叹了口气。

“你说得没错，但这是现实问题，每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高有低，治疗选择肯定会有差异，所以医院也好，国家也好，也在尽力去帮助患者去解决用药难的问题。比如去年12月，罗氏的赫赛莱第一次被纳入国家医保，这是全球首个抗体偶联药物，医保谈判前160g每瓶报价一万多，医保把价格打了一半下来，救了多少个家庭？”

作者的话

灶儿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