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不管去哪里，什么事，只要能一个人完成的，他都尽量不让别人插手。

他不想被当成一个“麻烦的人”。

只是有时他也会在夜里醒来，醒得很突兀，胸口发闷，耳边一片静。他看着自己搭在轮椅扶手上的手臂，指节有点冷，然后慢慢告诉自己：

还过得去。

十点，是常规洗澡的时间。

用坐式防滑板，一点点把自己移到有扶手，带滚轮的洗澡椅上。脱衣、冲水、擦干、换衣，一套流程比常人慢好几倍。他做得很小心，因为如果她不小心，代价可能是深夜进急诊。紧凑的日程安排和难得规律的生活都会被摧毁。

十二点，谢丞礼关了灯，把轮椅停在床边，撑着床垫坐上去，腿被他无所谓地抬起来，摆好角度，最后盖上被子。

屋里一片安静。

他倚在床头盯着天花板，良久没动。手机放在枕边，他没看微信，也没看文件。

直到凌晨，他才闭眼。

温尔睡不着，在房间里坐着发呆。她把泡脚桶搬到梳妆台前边卸妆边放松，擦掉眼线的时候，忽然想起那年车祸后，她收到消息那天是巴黎的凌晨三点，她刚结束通宵赶稿，突然接到温辞的电话。她听了两句就站起来，手抖得厉害，差点把费劲转运到巴黎的泡脚桶踩裂了。

第二天发了一堆邮件推掉所有课，买了机票回国。落地当天，她连行李都没回家放，直接打车去了谢家老宅。结果只有谢奶奶接待了她，说：“尔尔，你叔叔阿姨带着丞礼去瑞士康复了，你暂时见不到他了。”

她坐在沙发上喝着谢奶奶泡的茶，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点头。

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喜欢一个人，但被整个世界拦在外面，是种什么样的无力。

从谢家出来时，天正下雨。她回头看了一眼，偌大的别墅花园安静无声。那年二十岁，撑着伞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走了。

晚上十点多，温尔在厨房洗杯子，客厅的手机响了一下，是温辞发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