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远在西南的吐蕃突然大乱。数年积下的边患，如火种遇风，沿着雪山与谷地的边防线一路烧开。军情急报昼夜传入长安，边关的烽火几乎不曾熄灭。

其二，是西蜀的蜀道暴乱。因山川阻隔、物资难行，当地官府催税尤急，百姓怨声沸腾，终在年初爆发冲突。暴民拦路劫运、毁关焚栈，连成一片，影响了长安与西南的粮道。

户部议事时，有官员说得直白：“税是重了些，可这不也是为了朝廷吗？若无朝廷，他们哪来如今的太平日子过？若要军马出征，钱从何来？粮从何来？”

朝堂议论虽纷，结论却清晰——先镇压，再谈善后。

然而，在一片“剿抚并行”甚至“先剿后抚”的呼声里，徐圭言的奏折显得格外突兀。

奏折不长，却用词冷静，笔画遒劲。她开篇直言：蜀道暴乱源于“赋重民困”，非一朝一夕之事，若仅用铁骑刀锋镇之，只能得一时之静，却种下更深的怨根。

她主张——“宜疏而非遏，宜宽而非急。”

用“疏通”取代“镇压”，安抚百姓、减轻税役，方能治本。

奏折送入东宫案头，李起年看完，面无表情，随手将它压在文案堆的底部。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圣上李鸾徽本也收到了边关与蜀道的奏报，心中自然有自己的打算——吐蕃、蜀道，两处若同时爆裂，必是国力与民心的双重消耗。

只是此时父皇身体羸弱，不愿在朝局里再掀波澜。

李起年注意到一个细节：徐圭言的官衔，依旧只是右相，而非权重一时的左相。这个位次，不是因为李文韬的能力压着她，而是因为他这个父皇，至今都在犹豫她的身份与性别是否适宜执掌宰辅之首。

可不知怎么回事，李起年压下来的奏折，到了李鸾徽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