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一直没有婚配，他的心脏不太好，每当入秋的时候都要病一阵子，于是小长假不久后的星期三，他没有课后多留汤伟宁和汤鹏安，三人各自回家。

那天下着雨，泥腥气溅在白鞋上，汤伟宁和汤鹏安拿的是徐老师的伞，都很厌恶，汤鹏安起头要把那把伞扔进垃圾箱，他一向是兄弟中敢于做决定的那个。

但绕过一堵墙，他们看见徐老师的自行车在下水沟旁滑了一下，后者摔倒在地，半张脸没在积水坑中。

更令人高兴的是，徐老师挣扎了两下，没爬起来，手慢慢从撑地状转而捂住心口。

他看见他们了，手指爬动着伸过来，像是要隔着三四米去抓住少年泥污的白球鞋，徒劳而已。

两人中有一个忍不住向前动了下，又被另一个抓住手腕，动的那个是汤鹏安，拦他的是汤伟宁。

“走啊，哥。”汤鹏安小声说，雨越下越大，拍碎他的低语，“站这干嘛，要么扶他起来，要么咱甭管他直接回家啊。”

汤伟宁牢牢抓住汤鹏安，表情看不清楚，从牙缝里挤出颤抖的两个字：“站着。”

汤鹏安急了，“站着算怎么回事？”

汤伟宁没看弟弟，眼神死盯着还在蠕动的徐老师，重复：“站着。”

于是两人以拧巴的姿态站在那，遍体冰凉，站到雨大到打在身上有股暖意，站到徐老师不再蠕动，睁大的眼睛倒映着昏暗天光，十分钟，一眨不眨。

汤伟宁走向那具尸体，从徐老师裤腰侧面解钥匙，手抖，解不下，汤鹏安做梦般挤过来，三两下帮他扯一把，能开单身教师宿舍的那一把。

“我们半夜绕过门卫进了学校，找到那些照片，都烧了。”汤伟宁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