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节流，温婉说开源。

他说社会财富总和不变，温婉说社会财富能无限增加。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互不相让。

倒是程允章笑着说道：“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其实无论是治国还是经商，其根本都在于民，‘重民’‘富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姚世真面色缓和。

“世人轻商，都骂商人汲汲营营、好利钻营，但管仲便说过：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可见，连管仲老人家都不否定人的好利之心。”

“更何况‘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对于不同的人，在义利方面就要有不同的要求。商贾的活动能够为社会增添财富，这便是商人之‘义’。”

所谓“常与同好争高低，不与傻瓜论长短”，温婉说得头头是道，也激起姚世真的反驳，“商人通过倒卖获取利润，不劳而获，唯利是图。对商人轻视自古以来，陈高祖便说过：‘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甚至从商之人被列入‘五蠹’之一，而富与仁、义、利为对立。”

“你拿管仲的话驳我，我也拿他老人家的话堵你：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商为蛀虫，为了利益，连国家都能掏空。”

“按照你说的那什么…大陈朝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产生价值的唯一要素就是土地…”

姚老爷子不愧是读书人，虽第一次接触温婉的那些提法，却迅速杂糅理解且灵活运用，“那么能产生大量财富的就是土地。农耕社会朝廷要保证国库充实，必定要严格控制商人的数量，防止农民弃农从商。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