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局的调查比我想象的还要麻烦。

连续三天的问询、笔录，他们翻来覆去地问同一个问题：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有行医资格吗？

“家传医术。”我第四次重复这个答案，“我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从小学医。”

“有证明吗？”对面那个满脸痘坑的调查员不依不饶。

“八十年代农村，哪来的证明？”我反问，“要不你们去村里问问，我治好了多少人？”

调查员冷笑一声：“有人举报你非法行医，造成多人病情加重。”

“谁举报的？有证据吗？”我盯着他的眼睛。

调查员避开我的视线，翻着文件：“匿名举报，我们有义务保密。”

我心中了然。除了林小满，谁会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付我？

最终，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加上我救治参谋长父亲的事迹已经传开，卫生局只能给我一个警告处分，要求我立即停止一切医疗活动。

“再发现你非法行医，就没这么简单了！”痘坑调查员恶狠狠地威胁道。

走出卫生局大门，我深吸一口气。

县城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这段时间买了一些制药装备，还剩不到一百块，得想办法了。

三天后，我在县城边缘租下了一个带小院的老房子。

月租二十，几乎花光了我剩下的一半积蓄，房子很旧，但胜在独门独院，位置偏僻。

“大娘，这附近有木匠吗？”我问房东老太太。

老太太眯着眼打量我：“姑娘要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