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天在轰鸣的机器旁，我毫无预兆地弯下腰，哇地吐出一口粘稠，带着刺目腥红的血。

世界天旋地转，我被惊慌的工友送进了医院。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确诊了癌症。

“癌症是不是意味着我活不了了？”我问。

“只是前期，可以治疗的。”医生告诉我。

但我知道，治疗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我生病的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厂区。

小时候给我围巾和旧衣服的婶婶们，如今已是中年妇人，她们的眼角有了皱纹，但心肠依旧柔软，她们抹着眼泪，东拼西凑了一些钱塞给我。

那钱用红纸包着，沉甸甸的，是滚烫的心意。

但钱，永远是不够的。

这个道理，我从小就知道。

我把病情和需要更多钱的事情告诉了沈自清。

他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暴怒，又是一记耳光扇在我脸上。

我眼前一黑，鼻腔里涌出温热的液体，滴滴答答落在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像盛开的，绝望的花。

他指着我鼻子骂，骂我是讨债鬼，骂我故意害他。

那一刻，我只看着他扭曲的脸。

这世上，我只有他，他也只有我这个“儿子”。

我不知道，这是对谁的惩罚。

我需要住院了。

病房里大多是老人，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年轻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