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揍了他们一顿，抢银行得到的钱，一部分用来支持医院的账单，一部分用来塞进他们嘴里。”

“我以为我组成了家庭，但最后我还是要远离他们，于是她无法接受，选择离婚，带着孩子离开我，带着孩子来到了美国。”

梅斯先生没有什麽情绪地讲述着自己的往事，深邃的眼睛看向安静聆听的迪克，继续说，“你知道那对袖扣的作用吗？”

“窃听器？”迪克说。

梅斯先生点头。

“我戴着它去公司，那他就能知晓我公司的情况，针对性地接触我的同事，让他们排挤我，我把它放在家里，那他就能探听她和孩子的情况，加大她的焦虑，双管齐下，加速我的家庭破裂。”

他总结，并没有很多气愤的情绪，像一个已经接受现实的中年人。

“我后来知道后也没有很怪他，儿子离开我可能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我和她的矛盾也不可能调和，拖下去也没有用，而我，我自己也不可能再过那种正常的生活，那种生活早就随着我们父母的死一起死掉了。”

“在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会探听公司的钱放在那个银行，探听他们取钱的流程，看公司附近有哪些银行值得动手，该怎麽动手，看运钞车上来往的路线，所以我才能在需要钱的时候一下子抢三个银行。”

“正常人是不会因为和同事的矛盾就把同事打进医院的，也不会因为老婆生孩子付不起最好医院的账单就抢银行，我做那些事有亚里的推手，但更多是因为我就是那种人。”

“但他的动作确实压缩了我和孩子的相处时间，我本来想看着他长大的，后来发现了之后也不敢多去看他，因为亚里在注视着我，我不想失去亚里，也不想失去儿子，所以我只能选择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