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韵心中暗笑，又有一丝伤感。

老人家耳朵已经不太好，理解能力也跟不太上，她凑得很近说话，讲半天仍好似鸡同鸭讲，却好脾气地一遍又一遍回答，过了会才脱开身。

说实话，也许是已婚已育儿女双全，陈韵不用面对在这种场合会最让人讨厌的情况，因此最大程度保留着和故乡的亲密。

她甚至是有点喜欢参与其中的，能在这种熟悉的人事物里找到游刃有余的轻松。

与之相对，赵晓青的早晨就过得有点难熬了。

她不知道是起得太早的缘故，还是因为被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们包围，颇有些头昏脑胀。

偏偏大家还很爱跟“新人”搭话，问她老家的婚嫁风俗，要给多少彩礼，聘金又是什么章程。

赵晓青觉得问得都有点侵犯隐私了，好像要知道存款余额才肯罢休。

焦头烂额之际，陈韵款款出现。

她很自然地坐进包糖果的队伍里，先跟长辈们打招呼，才扭过头挤挤眼：“我来晚啦。”

赵晓青微不可闻地松口气，露出个笑容：“是我来得早。”

陈韵现在看她，总是忍不住代入十年前的宋逢林，生出一种应该帮帮她的责任感，先开话题：“每种糖要放几颗？”

赵晓青拇指食指一笔划：“八颗。”

离她近的一位婶婶纠正：“你这比的是七。”

地域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

赵晓青感觉自己是从牙缝里挤出礼貌：“我们那这样是八。”

婶婶像是听到什么天方夜谭，手挥得孔武有力，夸张地跟人复述：“她说这是八。”

说完还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