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他做，也没说话。

“摔倒了？”他问，小心揭着装置周围的胶布。

“没，”她看了眼自己的裤子和腿，回答，“那时候着急回家，跑了一段，出了地铁站一下子觉得低血糖了，来不及找地方躲雨，就坐在街边地上翻书包喝的葡萄糖。”

“到家之后测过指尖血吗？”他又问。

“测了。”她答，“还是有点低，38，所以又喝了一瓶葡萄糖。”

她做得很好。他再次觉得，她已经不需要他了。

但他继续问：“晚餐前打了几个单位，吃了什么？”

“今天在外面吃的，餐前还是六个单位速效，”她回答，说到一半，声音低下去，“可能碳水吃的少吧，又喝了一点酒……”

“喝的什么，大概多少？”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看她。

她说：“白的，好像是 52 度的五粮液，一盅。”

他无语了，低头默默处理伤口。

她察觉到他态度里的批评，他教过她怎么算剂量，告诉过她不要喝酒，因为酒精抑制肝糖元释放。她都记得，也知道是自己的错，但还是解释得挺冲，说：“我今天是跟包工头和甲方吃饭，我也没想到他们点得全是肉，一点碳水都没有，一桌人坐那儿，我又不能说先给我来碗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