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维特鲁威和贺美娜作为甲乙双方签订的《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是“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内容，知晓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按期回国履行两年回国服务义务。”

“按照附加条款，您需要在今年七月回维特鲁威工作，服务期两年。”

“我知道。df中心会去函维特鲁威要求豁免这一条款。”贺美娜道，“处理这类型的合同，他们有很丰富的法律经验。”

“据我所知，双方法务的对接并不顺利。”

原来她的入职申请是卡在了这一步。

当初签订的是制式合同。戚具迩告诉她，所有企业推荐优秀人才深造的协议书都有这一条款，只要两年后df中心申报即可无条件豁免。

“一切都可以谈。”戚具迩说，“维特鲁威不会阻碍你奔向更广阔天地。”

那时候她相信了戚具迩的口头承诺，放弃了明丰的无条件推荐信，选择了维特鲁威——现在看来，那种种基于感情的选择实在是昏了头。

维特鲁威召她回去做什么？去各大医院推销药物，还是为高校提供一体化的实验设计？她在df中心受到的训练，不属于维特鲁威现有的业务范围。

贺美娜从台阶上退下来，走到边明面前，直视他的眼睛。

“好。我去见他。”

贺美娜从未想过会再次进入这套公寓，再见到戚具宁。

波士顿的春天来了，而公寓里的暖气仍然开得很足，和她走的那天一样，教她一进去就感觉背上沁出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