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何叙纹开着郭彩霞的车带着周承佑去往照相馆三公里外的游乐园游玩。待结束游玩后，他开车带周承佑回去烧晚饭吃，但因为健忘，将孩子忘在车内。等他再想起孩子，回去看孩子时，孩子已在车内窒息而亡。”

会议室发出一阵倒抽冷气的声音，律师们都在可怜这个孩子。

“典型的幼童被困车内致死的案件，”王览月评价，“不过这次的当事人和孩子并无亲缘关系，和普通的父母把孩子忘在车上的不一样。”

“对，”郑踌躇附和，“我检索过过往案例，如果是父母等监护人因疏忽而导致孩子被闷死的，一般不会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是社会机构工作人员，一般会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但何伯，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王览月问他：“目前，案子走到哪个阶段了？”

郑踌躇回答：“现在案子已经移交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我已经申请异地阅卷了。现在何伯自己是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的，但问题是孩子的父亲，也就是郭彩霞的丈夫不愿谅解何伯。”

“除去争取谅解之外，目前我们主要考虑的有这么几个方向。”瞿英姿梳理思路，“首先是申请鉴定，来判断何伯是否存在认知障碍，以及是否已达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程度。”

郑踌躇接着说第二点：“另外，如果确认郭彩霞在明知何叙纹已有健忘症的情况下，还同意何叙纹开车带孩子去游乐园游玩，那作为监护人，她主观上也存在一定过错，因此何伯所负的责任也该相应减轻。”

“还有，”瞿英姿接着道，“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小朋友的身体情况，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可作为异常介入因素考虑。”

“分析得都很不错，”王览月赞赏有加，但也提出了疑问，“但如果小朋友身体很健康，何伯的健忘程度也没有到丧失认知障碍的地步，同时郭彩霞也不知道何伯有健忘症的情况下，你们打算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