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我考上了县城的初中。不算什么好学校，但起码出小镇了。

我一直记得卢警察对我说的话，他叫我考出去，离开这里。

县城离小镇虽然不远，但也是出走的开始。

陈广被抓后，烟花厂的规模缩减了不少，母亲索性辞了工作，跟着我搬到县城，租了间离我学校近的房子。

她很快在县城找了份新工作，是在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这让我们母女俩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适应初中的生活。

因为不算好学校，学习氛围不佳；又因为县城比起小镇更开放，同学们感兴趣的东西很庞杂。

他们会逃课去电玩厅打电动，会聚在厕所里唱流行歌曲、抽烟，有男生打耳钉，有女生染红发……他们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打发年轻的时间。

我跟不上潮流，和他们聊不到一起，只有学习好，因此很快又陷入了被孤立的境地。

孤立又很快变成了霸凌。

我因为拒绝了某个人想抄我作业的要求，而惹到了一个小团体。

放学后，三四个男女把我堵在角落里，扇我的脸，撕掉我的作业本，说我老土要给我设计发型，而后把我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

他们走后，我在外逗留了很久，想着回去了该如何跟母亲解释。其他都好说，头发没法说。

最后肯定是没瞒住。

母亲得知后很生气，次日请了假来我学校，要见见那几个学生的家长。

她站在教师办公室门口，声音冷静，目光如炬，只有垂着的手微微颤抖，比当年去烟花厂车间叫板时要强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