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不知道母亲这是何用意。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

母亲拎着头绑绷带的我回来，几乎路过看见我们，认识我们的人，都会第一时间涌过来，好奇问怎么回事。

每到此刻，母亲就会停下脚步，指着我的额头，义愤填膺的控诉着那三个男生的“罪状”。

就这样，我就像个巡回展示的商品一般，被母亲拉着，一路走走停停，从医院一路步行回到家楼下。

我母亲拿着从医院开回来的一沓报告单和脑部ct，直接敲响了三家的门。

牙齿和大脑孰轻孰重，是个正常人都能知道。

没一会儿，母亲大获全胜。

我看着她手里拿着四张百元大钞，和一张五十块。

那个时候的一百块，还是黑色数字。

“家里穷得响叮当，还好意思跟着别人打架，不给点教训真能骑我脸上呢。”

母亲冷哼一声，将钱放进钱包里。

不用猜也能知道，这50块，估计已经是二楼男生那种家庭能拿得出来的极限。

毕竟他们父母对这个远在镇上的孩子，几乎是不管不顾，几乎只靠着他外婆每天捡点废品过活。

二楼男生的衣服，也经常是灰扑扑的，到处都是补丁。

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二楼男生的顽劣。

母亲在镇上有很高的声誉，不仅仅是因为她是老师，更是因为她是当时我们这镇上，学历最高的人之一。

当时的老师几乎都不是大学生，有些甚至不是科班出身。

但我母亲跟我父亲，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