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有些失望，但我知道，李思凡素来的教养让她从不会咄咄逼人地追问，她确实也是这样，只是在末尾又加了一句：“那陈州呢？”

我的手仿佛抖了一下，莫名的心虚感涌上来了，好在，我在敷衍扯谎上也有特别的天赋：“不知道，我们没怎么联系，我回头问问他。”

然后急匆匆挂断了电话。

耳边忽然炸出一声烟花响，那几年北京的雾霾还没有那么严重，白日晴空里，可以看到几道彩色的光线散射又消失。

哦，真要过年了。

我对时间好像没了什么概念，上大学以后，要命的专业课和分毫必究的导师已经把我弄得头昏脑涨，已经分不出精力再去理会其他的事情。

直到李思凡的这一通电话，把我从北京冷冽的空气中抽出，毫不留情地丢回到那个南方小镇，我的平西。

还有陈州，我的陈州。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他，大概是高考之前吧，他跟我说，羌啊，好好考，以后都是好日子了。

我问他，什么算好日子？他说，能自己做主的，能吃饱饭的。

我记得我笑了一下，现在都千禧年以后了，哪还有人吃不饱饭呢。这个愿望真小，显得我们真可怜。

陈州可真胸无大志。

可我就记得我们这两句话，再往前，再往后，都好像下了一场梅雨，一场回南天，潮湿的雨雾蒙在屋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怎么看都看不清了。

真要问我，得从头捋。

我和陈州，我们俩好像是打从娘胎里出生起就认识了，反正我的记忆里，哪儿哪儿都是他的影子。

我们两家就隔了一堵墙，那地方原先是平西化工厂的家属院，后来开放了，但我们也都管它叫平西。他爸和我爸都是厂里的职工，两家就隔了一堵墙，甚至连出生都是前后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