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如龙在6月2日（五月初六日）的信中声称：“如以和为非，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官处必发兵西向。此时两迤（指滇东、滇南）既和，迤西（即滇西）孤立。前省[军］西发，每为东南所扰，故尔无功返。……刻下省垣无南顾之忧，官兵得专西伐之力，则迤西虽有数城之众，恐难敌全省之师。尔时欲迤南赴援，弟等已授职官，宜报朝廷，必无赴救之理。”

可大理杜文秀早已对朝廷失望彻底，哪会轻易听信马如龙的劝告？

他接信后既不为马如龙所述高官厚禄所动，也不理睬马如龙等的恐吓。在给杨振鹏的回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的所谓和议，“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

6月下旬，杨振鹏到达大理，杜文秀仍严词拒绝，“坚执不从”。1863年夏，马如龙又派他的亲信马负图到大理劝降，杜文秀斩钉截铁地回答：“马云峰（马如龙号云峰）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

1864年，马德新亲自出马，前往大理游说。杜文秀仍然拒绝讲和，说他“看不起那些身为回军大将，倒反去接受清廷手下的一点官职”。铿锵有力的拒绝说降，表明了他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决心。

张亮基也是初次遇到官军实力不如匪军的情况，刚开始时自然不敢有任何马虎大意。趁回军马如龙等投诚之迹，命令其与官军配合先稳定云南东部以及南部的局势，至于糜烂不堪的西部地区先放在一边不做理会。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熟悉，张亮基已经彻底掌握了云贵军政大权，加之吴可早已控制了两广军政大权，能够抽出手来帮助老丈人平息治内叛乱，于是张亮基准备对大理乱匪杜文秀部用兵。

1863年6月，云贵总督张亮基令署云南提督马如龙防

守省城，筹集粮饷军火；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滇西。

8月，岑毓英率清军从昆明出发，于11月20日占领楚雄。此后岑毓英以楚雄为基地，分兵向大理进犯。清军虽先后占领了大姚、永北、邓川、宾川、浪穹（今洱源）、赵州、云南、鹤庆、丽江等地，逼近大理的南北门户上下两关，但岑毓英所率主力却被杜文秀部回军阻挡于镇南和姚州无法前进。

1864年2月，大理回军在上关大败清军，并收复邓川、浪穹、鹤庆、丽江；不久，又败云南清军于下关，收复云南、赵州、弥渡等地。

大理回军统帅杜文秀乘胜派马得才率领援军从弥渡、三街间道插到镇南清军侧后，突然向云南清军发起猛攻。清军大败（岑毓英也头部中枪）狼狈逃回楚雄。

击溃了云南署理布整使岑毓英部的进攻之后，杜文秀领导滇西大理回军乘胜向外发展，南面达于镇沅，北面达于维西。至1865年后大理回军控制了滇西二十三座城市，对朝廷在云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云贵总督张亮基认为，“当以征剿迤西为急”，积极部署对大理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