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想着要怎么跟老杨摊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打好了主意。

出租车司机是个烟民，扶手箱上面随意地丢着一盒快抽空了的烟。付车费的时候我瞟见了，就问：“这个烟盒能不能给我？”

司机估计第一次碰到问他讨烟盒的，纳闷地问：“烟盒？要烟盒干什么？”

我面不改色：“卖纸壳。”

“那你要，你就拿走吧。”他把剩下的两支烟倒出来，把空烟盒递给我。

等出租车开走，我就站在养老院门口把烟盒拆了，撕下一块纸片，剩下的都扔进了街边的垃圾桶。

我手里攥着这个小纸片，摁响了养老院的访客铃。

社工把我领到了老杨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更小更偏僻了，比工具间大不了多少，连窗户都没有。社工说：“没办法，院里床位紧张，能腾出这样的小单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放低了声音，“你……抓紧吧，他晚上罕见地有了点意识，估计是回光返照了。”

他体贴地带上门出去了。

床头前挂着一袋点滴，估计是葡萄糖一类的东西，通过输液管给床上的人吊着命。人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颧骨高高地凸起来，外面蒙着一张蜡黄的、长着老年斑的人皮。

他快死了。

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眼前这个情景何其相似，老伍去世前，也是瘦成了一把骨头。

小房间里连一张多余的凳子都没有，我只好坐在了床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