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床边，两手撑住脸，整个人似乎骤然间被抽光了所有的气力，一切她从不愿意去想的、不愿去承认的，如同案板上新鲜的鱼一样被尖刀剖膛开肚。

从来只做过被拖累的一方，孙红萍直到现在才突然体会到拖累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原来这般羞愧难当。

当晚蜷缩在出租屋小小的板床上，她彻夜难眠，第二天去店里上班，坐在工作间小小的板凳上，看着一眼能望到尽头的天，孙红萍不知道剩下的十五年到底还要多长，怎么似乎盼不到一点希望。

除了陈国立，孙红萍没有再见过别的客人，每每在换衣间换工作服的时候，总能听见张跃芳唉声叹气地说店里的谁谁谁又走了，很多人都走了，但是张跃芳没走，孙红萍也没走，于是她把孙红萍视为同类，整日盼望着哪个有钱的人能将她也带走。

她问孙红萍想不想走，她说想，张跃芳哼一声，说陈国立对她那么好，看来她也快走了，到时候店里的老人就只剩下她一个了。

孙红萍问她：“离开这里，就会过得好吗！”

张跃芳奇怪地瞧她，问她为什么想这么多，她说：“最开始的时候，以为离开家了就会过得好，可是好像并没有；那么现在，离开店里，就会过得更好吗！”

这话叫张跃芳答不上来，毕竟这里的人都不敢想太以后的事，已经趴在整个世界脚下，已经伏于万万人身前，两眼一睁，柴米油盐酱醋茶，于是连想象都是奢侈的。

张跃芳拧着毛巾，嗓音咕哝在嗓子眼里：“那也总比待在这里被人瞧不起好吧。反正要我是你，我就跟陈国立走。”

道理孙红萍也都懂，但是她只是把头偏回去不说话。

大概再几个月以后，孙红萍没有跟曹禺有过任何联系，他家不在霖城，过年的时候应当也要回老家，而不是像自己一样，连个电话都不跟家里通，因为她怕唐娟，怕她一张嘴就要钱。

秋天的风刮完了，冬天的雪也下尽了，春天就来了，孙红萍也真的怀孕了。

陈国立当时觑她一眼，玩笑一般说没想到她还真有这种觉悟。

“我没有做好觉悟。”孙红萍说，“你应该也不需要孩子，你把我从这里带出去，我就去把孩子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