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关注了顾禹柏这么多年，恨了他这么多年，也斗了他这么多年，有些事严赟铎心中最是清楚。

就拿“捐建善居”这件事来说，换在任何一个世家后代身上，那是要赞一句做得漂亮的。可惜顾禹柏是一个局外人，还是个损害了世家利益的局外人。“善居”的事一出，哪家养的文人没骂过顾禹柏呢？

不过文人骂人，更讲究技巧，你要是骂他欺上媚下，不就暗骂这个“上”识人不明么？

所以骂人要骂得范围克制，不易溢出，上头那位听了也不觉得在阴阳自己。

同样不能骂得太实，以免人拿出证据反驳。

要语焉不详地说他为人阴狠奸猾，旁人若问什么事，便说那是说了容易惹火上身的，不便细讲。

脏水要泼得“春风化雨”，劈头盖脸一盆下去太容易留痕，得像润物无声的细雨才好，能一下子钻进人衣裳的布眼里，寻也寻不着。

每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虚的也能被坐实。影响大了，就成了印象。甩也甩不掉，逃也逃不脱。

严赟铎最喜欢骂的是“田舍奴”，主要这没什么可反驳的，又很有侮辱性。每每吃顾禹柏亏的时候，他都会想这么个乡下玩意儿为什么能站在大庆的朝堂上，还与他同朝为官，被比下去的时候，他希望世上最好没有顾禹柏这么个人。

但时至今日，顾禹柏或许早已身死魂消，只是他连“死亡”都由不得自己，还要被利用。严赟铎觉出一点悲凉来。

那不算物伤其类，他们从来站的也不是一个地方，从来也不是一种人。

他只是记起了初见顾禹柏的时候，原以为如此气度非凡，是哪家从未露面过的后代，哪晓得只是个乡下地方来的有点钱的贱民。留给他唯一的路应该是给哪一个大户家里当狗，从此鞍前马后，谁能心平气和地看着他扶摇直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