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秦孝公时期， 商鞅还活着的时候，商鞅之法还没有通行多久的时候， 商鞅就在《商君书》中写过， “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 必削；国遂战， 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

大概意思是说，国家强大了却不去打仗， 那么毒就会流转在国内， 国家就会虚弱；出去打仗，毒就流到了别的国家，国家就会强大。

这种由于国家强大而产生的“毒”，就是在人口暴增、土地不够养活人口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地矛盾、阶级矛盾。

这种暴乱在秦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对外打仗就完了。打一场仗，不管能不能得到土地，起码人少了， 矛盾不就暂时被压下去了？

所以，纵观秦国的历史，这样一条逻辑链贯穿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

国民产生暴乱——派出军队镇压暴乱——对外征战解决尖锐的人地矛盾——短暂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土地不够分——国民产生暴乱……

苍梧之乱，本应是大秦帝国的历史上一场普普通通的、和其他的暴乱没有任何区别的暴乱，但离谱的是，前来镇压农民起义的秦军也跟着叛乱了……

比起新郑之乱这场由韩国贵族主导的谋反、迁陵之乱这场一共才三十人还有不少老幼的、看起来更像是贫民乞活的、连称叛乱都不太准确的小规模暴动，苍梧之乱纵然无法和之后的陈涉吴广起义相比，也很快且很容易地就被平定，但却无疑地在说明，这个刚刚兴起的大一统王朝，竟已呈垂垂老矣之态。

若是姜央所料不错，他和赵庭燎可能正好就来到了苍梧之乱的现场——毕竟迁陵之乱不过三十人还有老幼，和面前的一堆彪形大汉不太符合。

再加上迁陵之乱发生在始皇二十六年的年初二月，离楚国灭亡也算不上是“三年”，反而在年底爆发的苍梧之乱更符合“三年”。

抬起头，姜央看着已然群情激愤的黔首，知道这场叛乱不可避免了。

没多久，在确定了一些细节之后，三河便说道：“二三子，我等现在就回家，待到夜晚，我们就杀到官府，先杀了狗秦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