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床上笑得快要岔气，缓过劲儿来，跟燕鸣山打了电话。

“怎么想起来跟我说这个啊。”

燕鸣山想了想，然后淡淡开口。

“不知道。”

“嗯？”

他顿了顿，随后补充道：“开会结束的那一瞬间有点烦，不知道为什么就顺手发给你了。”

“其实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有分享的程序。”

他的声音即便透过电话，受加工扭曲，也依旧悦耳好听。

我听见他说：“但我好像逐渐解了人们想要分享的心情。”

“因为在那一刻，想到的人只有你而已。”

于是明明分隔两地，明明没有任何利益捆绑，甚至没有一个明确能够界定我们关系的身份，我和燕鸣山却进入了一个比从前更加如胶似漆的状态。

这对从前的我们来说是根本不敢想的。

燕鸣山似乎终于发现，频繁地讯息联系能够让他在所有碎片的时间里掌控和捕捉我的动态和身影。他的不安和控制欲找到了一个相对合的释放口，因为无论多么不合的问询，我都会给出回应。

然而弊端也十分明显。

就是一旦我消失不见不回信息，燕鸣山的焦虑指数便会上升，往往会适得其反。

公开了身世后，我的工作量激增。

我有意借工作躲开rochecauld的追责，于是漫天接通告，主打一个行程飘忽不定加死亡，让rochecauld难以抓到我的行踪。

然而这也意味着我和燕鸣山黏黏糊糊的信息往来不得已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