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通往b集团军总指挥部的电话也接通了。

“先生们，敌人开始登陆了。”阿尔伯特在电话里平静地说。

6月底，当安迪亚因为受伤而回到柏林时，舍伦堡专程去病房见了他，副官把周围人都赶走，关上了门。

安迪亚头上裹着绷带，没有像以前那样惊慌害怕，而是很自然地向他行礼。

“果然，经过大战的洗礼，人就会成长。”舍伦堡微笑。

“感谢您给我机会。”

“那么，我们要失去法国了吗？会撤出巴黎吗？”舍伦堡尖锐地问。

“就我看来，恐怕是两三月内的事。”

“所以，那则情报没有给他们带来警示？”

“当时几位元帅和大部分将军……有自己的判断。”

既然前线这样不顺，将来肯定会追究一批人的责任，舍伦堡想着。

“所以……也许施特恩上校会有某些责任？”舍伦堡很和蔼地问，“也许你认为他能承担某些过错？”

安迪亚犹豫了，舍伦堡显然是在诱导他，让他给施特恩上校安上一些罪名，比如影响了施派德尔将军，使其对情报不够重视，或者执行命令时不够积极之类。

“我想，”安迪亚小心地说，“即使在这次登陆中所有人都有过错，但施特恩上校也是例外。当时，他坚信我们的情报是真实的，我甚至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信念。而且，他从知道我是您派来的时候起，从来没有不配合，还多次表示信任您在情报工作上的专业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