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条写得到是面面俱到。可能因为够格在总参谋部任职的，大多是有身份有来历的军人世家后代，所以学院工作人员对待他们的来信也很谨慎。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总参谋部，在国会大厦的后方。可是这么重要的部门，我不敢直接去找人。

他还在柏林吗，怎么不来我家呢？父亲工作的部门也是公开的，要是想知道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总能打听到。难道是我不回信，他放弃了吗？

拆开原来的信，想回顾一下，看是否需要增删，结果刚读了几行，尴尬得没眼看。这都什么呀？全是碎碎念，夹着各种小心思，跟暗恋日记一样。撕了撕了。

折腾来折腾去，一个晚上三四个小时，苦思冥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脑袋几乎爆炸。最终写了一封不长不短的信。信里我提到系里最近在空军医院上实习课，教授让我们学催眠。其实原本是到精神病院实习的，不过现在一部分精神病人“去世”了（我听到一些关于这种死亡的猜测，但无法证实），所以把实习课改了地方。都是些学习的事情。

后来的一天，几个同学随朗格教授到空军医院去商谈实习的具体细节，教授想设立一个心理治疗站，帮助一些无法上天的飞行员改善心理问题。

这时候士兵的心理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副院长还说：“什么问题？不是胆怯吗？”

朗格教授告诉他，这跟胆怯没有关系，因为不列颠空战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很多飞行员都出机频繁，要提前重视心理干预。也有一些飞行员几次任务后有了应激障碍，所以才要治疗。

副院长开始还不肯信，不过教授也是有备而来，从包里掏出一大堆报告，是他和前线空军联队的同行们获取的一线数据，统计了飞行员的出机次数，体检数据，列举了各种精力透支、无法放松和战斗相关的反应，各种数据和相互关系……又是图又是表。在事实面前，副院长终于点头称是。

后来我就忙起来了，除了原本的课程，一周要找沃里斯学一次冥想，还要在空军医院实习。

这一天，在空军医院遇到一个飞行员少尉，特别年轻，不到20岁的样子。他问我：“您记得我吗？”

我有点印象，但又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