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有些许的理想化，因为人生来仁善，所以君主也是仁善的，仁善的君主自然应该推行仁政。在这样的逻辑下，实行仁政的前提在于为政者的主观意愿。

徐京墨反问道，“人若生而为善，缘何会有刑罚？文帝废除刑罚，此为仁善之举，有为何不得民心，甚至引起民变？”

“德治并非只有君主一人可行，孟子在《离娄上》中提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孟子强调的是在上位者还是在下位者，都必须遵循仁治，否则将会国家不保、性命不保。文帝之举看似仁政，但并不是真正的仁政，因为他没有“以德服人”。

陆鹏程的观点就是，性本善、德治与仁政。

徐京墨并不认为德治是一个绝对有效的方法，因为德治对应的只能是性本善，但是性本善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吾等可将仁善当做大米，人的本性就视之为长出大米的禾苗。禾苗可以长出大米，但是禾苗本身不是大米。”（董仲舒的观点）

换而言之，人可以生出仁善之心，但是不是说人就是仁善的。

“正因为人出生时没有善恶之分，所以要靠后天的教育去塑造他们的本性。墨子有云：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墨子的思想基础是兼爱，但是这不是今日徐京墨要说的主题，他要说的是墨子的教育理念。去推行教育，教化于民，让人知道善恶、是非、对错。

“通过教育使天下人知道礼、义、仁、善，这还不够。知行合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还需要一些外在的辅助力量来完善。”

所谓的辅助力量就是法治。徐京墨引用的是《冠子度一》中的“守一而制万物者，法也。”

这句话意思是，法律是统制万物的根本法则，只有坚持法治，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