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安点了点头。
心里却依旧唏嘘。剧情里,薛成言心无旁骛专心工作,还不是无端受了牵连?一腔抱负无处施展,最后郁郁而终。
唉!
两天以后,陈伯庸的文章登在了报纸上。
大概是有些事情实在难以启齿,这篇文章运用了一些春秋笔法。
【1927年,我在嘉城和刘南疏同志结为夫妻,并育有一子。1930年,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我不得不离开嘉城,也没有向刘南疏同志做任何交代。
1932年,刘南疏同志也投身革命,无法照顾孩子,只好把他送到了嘉城的一所育婴堂。鉴于我的不告而别,并且长时间无音信,刘南疏同志以为我已经遭遇了意外。
此后,我和刘南疏同志各自再婚。
1942年,我和刘南疏同志重逢,跟她商量后决定将孩子接到身边抚养。当时去接人的战士接到了一个和我同姓的孩子,但是后来证实,我们接错了人。我们真正的孩子,因为战乱、时间久远等原因,已经下落不明。
写这篇文章,是想向当年被接错的那个孩子道歉,可能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他错过了和亲生父母的重逢,另外,也希望我们的亲生孩子如果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和我们联系。】
熟悉内情的人看到这篇文章,都忍不住撇了撇嘴。在“轻描淡写”这方面,陈伯庸是有天赋的。
但是好在,他还是把该说的话说清楚了。
也是在这一天,宁安又收到了薛成言寄来的信,这家伙回去以后又干了一件大事,他换了个专业。
从物理所换到了编译局。
科学院下属的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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