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种早稻，要插秧、肥田，耘稻，夏天搞双抢，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半，只有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为了避开最毒的日头，防止大家中暑。当时有个说法，“从鸟叫干到鬼叫”。

烈日暴晒人暴汗，卡其布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一天好几个来回，衣服上是一层厚厚的汗碱，磨得人皮肤生疼。

就连冬天，也不能休息。为了明年的丰收，要积肥、捻河泥，苏省的冬天虽然温度不算特别低，但是照样冻手冻脚。

赵建国连一个春天都没坚持下来，就给家里写信服软了，说他已经认识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希望父母能帮他想办法回城，至少寄一些钱票和物资过来，帮他改善生活。

在宁安的冷嘲热讽下，赵大志和于晓红并没有给他多少帮扶，只是在69年底和71年底，各给他寄了10块钱。

1972年，两口子梦到前世的凄惨后半生，彻底和赵建国断了联系，甚至在赵建国写信回来的时候，给他回了一封信，表示：“我们把你抚养长大，已经尽到了为人父母应尽的责任。此后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当年你宁肯下乡，也不愿意在城里找工作，不愿意为家庭做任何一点贡献，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管你的事。”

赵建国看到这封信，全身都写满了不可置信，作为父母最重视的长子，他对自己的家庭地位心知肚明，就连老四这个小儿子也差他一截。他想，父母或许只是说气话而已。当年他那样离开家，他妈不是还给了他100块吗？

72年冬天，哪怕再怎么细水长流，他的钱也花完了。他给父母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回城无望，他将在乡下娶妻，希望父母能给他寄来一些结婚用品和置办彩礼所需要的钱票。

他是长子，他要结婚，他父母总不能不管吧？

至于收到钱票和东西之后他是不是真的要结婚，那还不是他说了算？以后他还可以用怀孕、生孩子之类的借口继续从他父母那儿忽悠钱。

可是，没想到，这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