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鉴于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政治经济状况，问题就在于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改变了许多选民的投票。大多数人不赞同那些孩子们的行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71年哈里斯民意调查问道：“你觉得嬉皮士对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损害社会？抑或你觉得他们对所有人都没有多大的害处？”只有22的受访者说嬉皮士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说他们没多大害处，53的人说他们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许比民意调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动，他们可是很想利用公众对美国事态的沮丧彷徨来大做文章的。读一下尼克松及其副总统斯皮罗·阿

格纽的演讲，就能发现令人深感震惊的事情：虽然有那么多的渲染与造势，但他们真正谈及文化焦虑的地方却是极少的。人们常称尼克松1969年有关“沉默大多数”的演讲令普通美国人与嬉皮士、反主流文化为敌，但就算是那篇演讲，其真正主题也并非一般性的文化冲突，而是集中于针对反越南战争的抗议。

但正如里根的例子所显示的，一些人对青年的反叛感到极度失望，而其中的原因他们不愿公开承认，甚至可能在内心中也不敢直面。偏执地关注他人的性生活已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一项长久特征。

越南战争，谁是赢家

林登·约翰逊本不愿卷入战争。他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的语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哀婉，没有什么大吹大擂。他宣称：“要形容我们目前的道路，最好的词句无过于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当年的话：‘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我企盼能向诸位报告，战事已近结束。但我无法这么做。我们面临着更大的耗费、损失与创伤。因为战争尚未结束。”

美国当时深陷战争泥潭，约翰逊无暇他顾。那场战争令国民严重分裂、彼此敌对，这一情况近年来似乎再次上演。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有时遭遇暴力回应。一些美国青年变得非常偏激，甚至重新做起了暴力革命的迷梦。而尼克松则利用越南战争赢得了总统宝座，若不是受困于战争的约翰逊决定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本没有机会胜选。四年之后尼克松又完成了一件政治壮举，将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转为自己的优势，小布什在2004年的胜利与之遥相呼应。尽管绝大多数公众已转向反战，但尼克松成功地使麦高文从越南撤军的呼吁听起来仍然像是不负责任和软弱的。

但越南战争绝对改变了美国政治，读者想必会这么认为。不过，如果细致地考察有关证据，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所谓越战构成一个转折点的说法很难成立。如果反战运动、抵制反战的势力或者两者都崛起为美国政治中长盛不衰的力量，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继续主导国策与选举，才可以说越战是决定性的。然而，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

在征兵制于1973年废止、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就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反战活动人士转向其他主题，极左派也从未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另外，尼克松也从未能成功利用抵制反战运动的势力，在国会取得重大胜利。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是，越战“毁灭了民主党人”。但表5–1展示的战争期间的国会控制状况与这一神话截然相反，就算在尼克松打败麦高文的1972年，民主党人也轻松地维持了其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事实上还扩大了在参议院的领先优势。尼克松在1972年使用了一些下流手段来确保胜利，而这些手段最终造成了“水门”丑闻的爆发，使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也使民主党在选举中大发鸿运。

而且，从现有的证据根本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