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决定结束非洲裔美国人事实上无选举权的状态，这标志着民主党内部一场将近20年的演变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始于1947年，当时杜鲁门成立了一个民权委员会，指导如何提出保护黑人免遭歧视的立法建议。政治上的善举往往别有用心，杜鲁门也不例外，他的举动也暗含了一定的小算盘：他相信，通过赢得南方城市的黑人选票，便能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结果正是如此，虽说民主党竞选纲领中加入了有关民权的内容，导致一些民主党代表愤而辞职，也催生了一个两党之外的总统候选人，即南卡罗来纳州主张种族隔离的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

抛开政治算计不论，树立“新政”的政党最终成为主张民权的政党，这是必然的事情。“新政”是一场平民主义运动，就像19世纪的平民主义运动一样，最终会向黑人伸出援助之手，而黑人是最能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中获益的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这个过程：不仅黑人为美国而战，而且纳粹的劣迹也使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招人厌恶。在1948年的民主党大会之后，杜鲁门下令在军队中实施种族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在“冷战”中，杜

鲁门和许多人都认为，要重夺道德制高点，美国就应结束长期的种族隔离与歧视。

今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约翰逊在推行《选举权法》时表达的情感。不过，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内心里别有意见，例如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在2002年赞颂斯特罗姆·瑟蒙德时就脱口而出说道，假如那位坚定的种族隔离论者在1948年当选，我们就不会有“所有这些麻烦”。4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自由骑士被奉为英雄，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感到忧心忡忡，将其视为巨大的威胁。

原因之一是，当时仍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是观念陈旧的种族隔离论者。1964~197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所（a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一项调查曾要求民众在“结束种族隔离、严格种族隔离、折中”中选择其支持的一项，结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访者选择“严格种族隔离”，而希望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是32。

直言不讳的种族隔离论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么支持严格种族隔离的北方，对于当时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的担忧也是溢于言表的。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超过60的选民认为“民权分子太急躁冒进了”。这一情绪部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权运动得陇望蜀，目标越来越多。最开始只不过是废止“吉姆·克劳法”的问题，该法明目张胆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有时还以武力迫使他们安于低贱的地位。最终，“吉姆·克劳法”的粗暴野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轻松的改革目标：民权游行者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南方种族主义者负隅顽抗让整个国家义愤填膺。况且，废止“吉姆·克劳法”只要把官方的、政府维持的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宣布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在现实中，那里仍有官方色彩较淡的、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与正式的种族隔离不同，这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遍及全国。而当民权活动者准备对这一现实发起冲击时，这场对抗就发生了质变。在许多北方的白人看来，告诉校区不要公然为白人与黑人儿童设置单独的学校，这是一回事，但为结束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重新划定校区边界、故意把黑人儿童塞入公交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类似的是，在许多北方白人看来，告诫州政府不得拒绝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法律是合理的，但如把私人地主或房主出售房屋时的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合理的。民权倡导者的见解是对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对进步的阻碍，丝毫不低于“吉姆·克劳法”。尽管有人称这代表了自愿原则，但在现实中，这往往是凭借暴力胁迫来维持的。民权运动在试图补救这些不当行为时，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招来了更多的敌人。

雄心勃勃的政客看到了时机。里根曾反对《民权法》与《选举权法》，并称后者是“对南方的侮辱”。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的承诺之一就是要废除该州的公平住房法。里根说：“如果一个人想在卖房或出租房屋时对黑人或其他人区别对待，他有权那么做。”

最重要的是，公众对民权运动的印象与不断加剧的城市混乱风潮纠结在了一起。抵制民权运动继续推进的势力，因公众的这一观感而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强硬。

混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