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共和党领袖已经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社会的永久性特征。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现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斗争，而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夙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主义、发战争财。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有组织的财阀把持的政府与有组织的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词，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的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20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

罗斯福时代。这些政策曾为“有组织的财阀”所痛恨—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是尤其遭财阀非议的项目，但到了50年代中期，支持延续这些政策竟然成为反映政治温和的主要表征。

这一转变部分反映出，人口结构及其他因素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福利国家延续的变化。我稍后将论及那些变化。但首先让我来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长久特征，该特征使“新政”极难树立，但保卫起来却比较容易，那就是选民天生是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不是指右翼观点，而是说，除非政府的现行政策明显濒于失败，否则选民不愿支持巨大的政策变化。在现代，我们看到过，这种守成主义既曾使民主党的计划搁浅，也曾让共和党的图谋落空：克林顿试图改革医疗福利，小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选民对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惧。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行，也有守成主义的原因。只要有人建议对富人增税、改善工人与穷人的福利、修改劳工法以便利工会的缔结，就会遭到攻击，指责这些试图改革的人不负责任、不明事理，如果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连罗斯福也有些受惑于这种流俗，当时有一本书先于凯恩斯提议实施赤字开支，以便在衰退时期支撑经济，罗斯福在该书上批注说：“哪有此等好事—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不过一旦上台，罗斯福不仅开始认真对待一些激进的观点，而且亲身担负重任，劝说公众放弃传统见解、接受大刀阔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战胜选民天生的守成主义，主要是拜历史的偶然事件之赐。首先，1929~1933年的经济浩劫使旧精英及其意识形态声名扫地，而1933年开始的复苏虽然限于局部，但仍然为“新政”的改革赢得了信誉。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势之下，政府明显有必要大举干预经济，对激进措施的疑虑也被弃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尔给他兄弟写那封信时，“新政”体制已不再被视为激进的革新，而成为美国生活的常态。

无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对的，如果对富人征税、提供社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工人谈判权会破坏经济，事情的发展绝不会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大压缩”之后，发生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持续性经济繁荣。罗斯福的政绩也证明，反对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之一，即这势必导致同样大规模的腐败，与事实并不相符。回头来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在罗斯福主持下联邦开支大增，包括“公共事业振兴署”（wa）的开支，该署对这笔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新政”前被民众广泛视为腐败的公共救济活动，其形象在后来确实大大改观。

“新政”的清廉并非偶然。“新政”官员近乎偏执地检查自己的项目，使之免受腐败的沾染。罗斯福特地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进展调查部”，调查公共事业振兴署中被举报的不法行为。结果证明这个单位的工作确实高效，后来国会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