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non arty）、基思·普尔（keith oole）与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所指出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他们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记录国会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其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时，共和党人表现为左倾、向民主党人靠近，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党合作的成因，而之后共和党人右转，又造成今日两党攻讦倾轧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30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

贫富差距的拉大中胜出的人，而民主党则代表落在后面的人。

在开始创作本书时，我多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明显是有些根据的。例如，细致观察废止房地产遗产税的运动便可发现，这一运动的资金大体来自于一小群有大地产需要保护的家族。40年前并没有多少大地产，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极富阶层也没有富到有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故而在这个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剧推动共和党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于过去30年间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而民主党人则成为真正的保守派，成为长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卫者。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不平等的美国让人瞠目结舌

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我想强调四条证据。

第一，当经济学家对不平等的加剧深感震惊，从而开始回头探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究竟源自何处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从“镀金年代”的不平等到战后的相对平等，并非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尤其是通过战时工资管制。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udia gold）与罗伯特·马戈（robert argo）最早记录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并将其称之为“大压缩”（great ression）。这时人们也许会认为，一旦战时管制解除，不平等状况又会反弹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结果却是，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

第二，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说明，是政治变化在先而非经济变化在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大幅加剧。当然，对于统计数字是否展现了清晰的变化趋势，仍有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右翼接管共和党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且这一接管的必要条件，即保守运动的体制，大体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故而，时间因素有力地说明了，造成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发生在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其后。

第三，虽然经济学家大多曾认为，科技变革是美国贫富不均加剧的主因。据信，这一变革增加了对教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