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回答：“要。”

他说：“抬起头来。”

我照做了。他把水倒在我脸上，然后大笑着走开了。

我得说他们不是带我来这里郊游的，这些虐待狂很喜欢折磨和羞辱我。

我在地上躺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手脚麻木，呼吸困难。闷热高温让我更加痛苦，浑身都湿透了。我隐约听到他们在后面说话，显然老板来了，下令去取我的车。他们使用的都是代号，以便日后我也认不出他们，我被称为“鹰”，还听到了“麻雀”和“知更鸟”的名字。我估计取这些名字的人喜欢鸟，这给了我一线希望，我意识到如果他们企图隐去声音和名字，那么有可能的话，这场折磨快要结束了。

接着我听到一席对话，令我后背发冷，更加恐惧。

其中一个人说：“有人监视他家吗？”

另一个人回答：“我们在他家外面停了一辆车负责监视。”

另一个人说：“我们得确保他待在这儿不会给我们惹麻烦。”

新一轮的噩梦开始了。现在不仅是我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毫无希望，而且我的妻子和孩子也身陷险境，而我却束手无策。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希望妻子不要报警。首先，如果她报了警，那些监视我家的恶棍就会告知这些绑架我的恶棍，毫无疑问，他们就会解决掉我。其次，报警可能会引起他们对我家人的报复。

我惊慌失措，但是越想越觉得妻子报警的可能性极小。她不怎么会说英语，性格也是遇到问题呆若木鸡，不太可能采取行动，她不是一个能掌握主动权的人。1991年我们的儿子差点在水池里溺水身亡那次，我一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边让她去叫救护车。而妻子却吓呆了，最后还是我去打的急救电话。所以，我估计她不会报警，我得想个办法保他们的平安，之后她再想办法报警也不迟。我们都身处险境，要想活命，每一步行动都得深思熟虑。后来妻子告诉我，那天她去学校接儿子放学的时候就有人跟踪他们。跟踪者非常笨拙，几乎撞上了她。

我度日如年，终于有人过来把我的脚踝从胳膊上解了下来。他们将我翻了个身，把一个东西紧紧抵在我脸上，那要么是一个铝制球拍，要么就是一根铝制的棍子。他问道：“感觉到了吗，傻瓜？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

他问：“知道吗？”

我回答：“知道。”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说知道，要么说不知道，在当时这两个答案似乎都不是好的选择。

他吐了口痰，说：“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就用它打烂你的脑袋。”

我回答：“好吧。”我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做，而且他一定非常享受。

他们把我抬了起来，因为事实证明，我已经不可能自己站起来了。我觉得他们很享受这种可以摆布我、虐待我的权力。控制和虐待另一个人，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恐惧的气息，这感觉既像是毒品，又像是肾上腺激素，似乎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

有人用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把我向前推。我慢吞吞地往前挪，因为脚踝上的镣铐很紧，走路困难。游戏开始了，他们让我转着圈走，好让我失去方向感。其实不必这么做，我脸上成堆的胶带已经让我辨不出自己是在地球上还是在火星上了。我感觉到他们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关进一个大箱子里，可能是从另一个箱子分割出来的，箱子底部似乎铺着一条搬运毯或是类似的东西。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这儿就是我的家了。然而，即便到了这个点上，我还在幻想这场考验不会持续太久。

我的双手还是铐在背后。这个箱子大概六尺长，两尺宽。我的双脚也铐着，行动不便。换句话说，我哪儿也去不了。手铐很紧，我的手臂因为手铐的摩擦而剧痛。这个姿势很难受，但我也没办法换个舒服点的姿势。

几分钟后，一个人进来说：“我们待会儿回来，有人想见你。”

天哪，要是我不想见他呢？我有的选吗？在这位首长见我之前我能读本好书或看部电影吗？我猜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而且还会遭到更恶劣的对待，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之后，我听见了音乐声，很吵的音乐声，一开始似乎就停不下来了。我确信他们打开音乐是为了掩盖谈话的声音，好让我崩溃。这音乐不仅很吵，而且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待在那儿的时候音乐几乎一直都在播放，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播。也许你能理解为什么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没法再听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