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支吾吾地说道:“您必须向我保证,我在这里说的话您将绝对保密。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们知道,否则我就对不起我的朋友了!”
那名年轻男子好奇地看着我:“我们会保守秘密,只要我们能做得到。”
“璧德前不久告诉过我,她自己爱上了这名男子。”
警察虽然对这点挺有兴趣的,但他马上说道:“对像您朋友这么坚强的女人来说,这种事根本不会让她想到自杀。再说,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星期六的行为表现完全正常,去购物,去游泳,然后却突然爬到林中一座孤零零的塔上去跳塔自尽,您又能如何解释呢?”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谜。
“不,肯定不是自杀,”他坚定地说,“另外验尸结果表明,她之前喝过酒——可能是香槟酒,也吃了点东西。实际上情况好像是这样,她应该是和一名男子会面——是香槟酒早餐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她的男朋友周末回他慕尼黑的家了,”我表示反对。
“对,这很清楚。但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是他太太的陈述。他在塔旁遇见了施彭贝太太,告诉了她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比如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大家都说,和这个男人的关系并不很深,所以即便他提出和她分手,她也不会受很大的伤害。要是您说是施彭贝太太爱上了她女儿的男朋友,那这一观点倒还能成立。”
“那么倘若她本人建议和她的男朋友尤尔根分手呢?”我抛出一个新见解试探他。
“这有可能,但几乎不能成为她走向毁灭的理由。但我已经说过,我们将对这位尤尔根·法特曼作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愿意更为确切地证明他不在现场的证据。除此之外,您对刚才还没有谈到的有什么补充吗?”
我说了声没有了,并问道,是否到最后归结为一次事故呢。
“说实话,”警察说道,“我本人不这么认为。谁会孤零零一人开车到林中,在一座塔上喝香槟酒呢!肯定不会的。我是想,一定有个人在她旁边,但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这个人还有点良心的话,那他一定会报警的。不管是谋杀、自杀或者是一次事故,目前还无法搞清楚。但如果您想直接问我,那我估计是谋杀。”他说完和我握了握手,将笔记本放进袋里,与我告别。
我刚把出门穿的衣服换下,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换上最难看的破衣服,而是穿上了裤子和套衫,这时门铃响了。维托德吗?不,原来是罗默尔太太和狗儿,狗儿太过兴奋地和我打着招呼。罗默尔太太因为爬楼梯而气喘吁吁的,但感到很自豪,她这个病人来看我这个病得更厉害的人。如果我的心情不是如此糟糕的话,我真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罗默尔太太也是从我办公室里知道我的病情的,她给我带来了一束玫瑰花和一本侦探小说(多么绝妙的讽刺啊,我在想)还有头儿的问候,她和头儿讲过她要来看我。她和我讲了好长时间自己的打算:将来有一天她想去美国看她女儿。我早就知道她有关疗养、她在医院里的同班女同学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所以很难集中心思听她啰嗦。
“我的身体好久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了,”这位有心脏病、切除乳房的罗默尔太太说道,“我现在感觉不错,我有的是时间,好像也不必再去办公室上班了。当然我还有整整几年要活。”
得过癌症后她仍能拥有如此心态,我感到很吃惊。“罗默尔太太,”我带着哭腔说道,“您经历了种种不幸,但始终这么乐观。我完全缺乏您这样的心态。”
她很急切地看着我:“得过重病,也能给人以新的启发,任何哪怕再重的疾病也必须去战胜它们!您听着,海尔特女士,最重要的是:绝不放弃!”然后她恳求般地握住我的手,仿佛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不能放弃,我大声地自言自语,好像这时候我独自一人似的。现在还根本不是无可挽救的时候。首先,他们还没发现我的神秘行动,还没有对我有哪怕一丝的怀疑,更谈不上有什么证据了。其次,维托德目前虽然爱上了维维安,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
维维安!她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的青春期过得特别艰难。父母离婚对她冲击非常大。父亲曾是她的偶像,父亲不在以后,她渐渐将愤怒发泄到璧德身上。当时她穿的那些衣服是绝不会送到红十字会去的。她
穿着一件已经磨损的长毛绒大衣四处奔跑,看上去就像一只正处在脱毛期的玩具熊。璧德只有忍气吞声的命。换了我早就大光其火了。后来她就开始吸大麻、喝酒,到了十六岁,有时候晚上就开始不回家了。一个出色的新娘着实让维托德感到赏心悦目。不过我得承认,维维安现在是一个长相标致的美人:深黑色的头发,浅色的皮肤,一双无拘无束的大眼睛。她故意藐视良好的审美情趣,青春期里穿着破烂的衣裳,将自己装扮成演唱《夜之门》的朱丽叶·格雷科的模样。维维安还远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她在法兰克福读的是艺术学院,或者至少读的是这类学校。周日,在多数情况下,她坐火车去达姆施塔特她哥哥理查德那儿,然后两个人再开着那辆小破车去璧德那儿。莱茜,曾在海德堡攻读体育,但现在一直呆在家里,把整个家弄得乱七八糟。对我这个朋友的孩子,我从没有过特别的兴趣,但每次见面,璧德向我讲她的几个宝贝时,我好歹得作倾听状。
像维托德这种层次的人,怎么会爱上维维安这样的吉卜赛女人呢?据我所知,维维安在这十年的性活跃期中已经有过无数的情人。在每次的周日家庭聚餐时,璧德不希望每次都看到新面孔,要求维维安的男友至少三个月是同一个男人才可以把他带回家来。因为有这一个要求,所以她女儿有两年时间几乎从没有在家里露过面。但这样的胡闹看来已经结束,母女之间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了,到最后可以说是很亲密了。
维托德真的又打来了电话。看来他和我已经发展成某种友好的感情,即便这样的感情离爱情还很遥远。在他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后,我告诉他,有一名警官来过我家。他想把一切都了解清楚,但我向维托德隐瞒了警察认为这是一起谋杀的论断。
“你知道吗,蒂哈,”维托德说道,“我也真的认为璧德对我有好感。但我确实无法想象,她先去购物,接着游泳,然后去自杀。另外,她也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封遗书呀。如果一个人,他事先买好了醋闷牛肉、白菜和鸡蛋面疙瘩,我个人认为可以排除这种轻率的行动。一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购物便条在她的小皮夹子里。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和璧德在葡萄酒节认识的时候,当时我还和她一起荡秋千呢。她从不头晕,她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她高估了自己:她在眺望塔的边上来回做平衡动作,可之前她喝过香槟酒了,于是失去了平衡。你怎么说?”
“是啊,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保证道。在塔上做体操,他已经想到点子上了。“璧德本想利用各种机会做做体操和登山运动啊,可她现在毕竟不是十七岁的人了。”
“完全正确,”维托德同意我的话,“她已经不是最年轻了。她应该承认自己老了,别再做这种蠢事了。”
你干吗这时候说,我在想。我很气愤。说到底我和璧德同龄,他的年龄和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我在电话里听见他吸烟的声音。
“蒂哈,”他继续道,“你能设想一下是那位尤尔根·法特曼把你朋友推下去的吗?璧德的孩子觉得他不会这么去做,更确切地说,他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我对法特曼先生不是特别熟,”我谨慎地说,“事实上我也不相信他会这么做,可谁知道一个人的心里会怎么想的呢?”
“你相信我说的是谋杀吗?”维托德问,“好吧,最好别去想了。”
我想到也许他的电话一直受到监听着呢,一旦人们到最后注意上我,那就不好了。
“你从哪儿打的电话?”我担心地问道。
这时维托德笑出了声:“我的同谋是一个胆小鬼。我不在家里打电话,这是肯定的。那就这样吧,我们葬礼上见了。再见,蒂哈。”
接下来的几天,我有时想到,是否现在是杀掉维维安的时候了。但是我抵制了这一念头。首先,我绝对不想再去杀什么人,因为我的神经简直受不了了。第二,我已经向我死去的朋友的灵魂承诺,不去碰她的孩子们,我在夜里已经和她的灵魂进行了对话。第三点,我究竟该如何下手呢?那把左轮手枪我是没法使用了。维维安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一段明显的距离(严格说来,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喜欢),我绝不可能将她引诱到哪儿去。
维托德爱她,她也爱维托德,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是这纯粹是错觉而已。维维安是轻浮的女子,早晚她会另觅新欢,维托德只有痛苦的份儿。那么谁能比我更好地安慰他呢?毕竟我更了解他,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他本来也确实还不准备向自己的朋友透露这一新的恋情。
那就是说没有任何绝望的理由。谁也不会怀疑你,而我正朝着我努力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