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饶眼前这家伙一命，于当下形势百利无害。然而郑成功最不喜“权宜”二字。比起“一时利益”，他更看重“万世公义”。他在南海偏僻小岛隐忍多年，到如今出征北伐，为的也是伸张大义，而非追名逐利。饶了这个杀主求荣的兵，无异于撕毁自己高举的公义大旗。

“饶不得！杀！”

言罢，郑成功不欲再纠结，起身甩头便走，根本不理会库成栋的惨叫。

翌年（1653）五月，流亡朝廷的国君永历帝派兵部主事万年英出使郑军，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明王朝几乎没有册封外臣为王的先例，但乱世不拘法则，若真有扶大厦之将倾的功臣，封之为王又有何妨？此时郑军之高层大多有爵位，例如，甘辉就是朝廷钦封的“崇明伯”。

除了郑成功的“延平王”，永历帝在去年还册封李定国为“西宁王”。

李定国虽是农民军出身，却为流亡朝廷的存续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一度从清军手中夺回桂林。没有他李定国，便没有流亡朝廷，更没有永历帝。他比郑成功早一年封王是理所应当的。

厦门之战同年，随着舟山失陷，在此地建立流亡政权的鲁王只能逃亡厦门，求郑成功庇护。然而，郑成功一直以来只视桂王永历帝为隆武帝的正统继位人。寄人篱下的鲁王朱以海只能主动舍去“监国”之位。如此窝囊的覆灭形式，在明末数个亡命政权中算是独树一帜。

郑成功受封延平王的那一年，郑军多次进攻漳、泉二州，夺军粮数十万石，囤积于厦门岛。彼时，世间有“东南郑成功、西南李定国”的说法。纵然清王朝称霸了北方半壁，却仍然焦头烂额于这两股顽强的反抗势力。

“西南李定国”在清廷眼里只是癣疥之疾，迟早可将其铲除，但“东南郑成功”却是棘手的心腹之患。清军不擅水战，自然惧“海上雄师”郑军如洪水猛兽。

清廷对誓死抵抗的郑成功可谓是软硬并施，其父郑芝龙便是一切对策的关键所在。清廷将郑芝龙带到北京“款待”，并册封其“閤安侯”，妄图以此厚待拉拢其子郑成功。

郑芝龙也三番五次送家书给儿子，内容无外乎是劝降：而今天下大势已定，休要顽抗……

意思是说，先前天下动荡，局势不明，父子分道扬镳，各侍一主，无论鹿死谁手，都可确保郑家不倒。而如今大势已定，天下归清，自当审时度势，尽早归顺，方可争得清朝优待。

郑芝龙在家书中孜孜不倦地动之以父子之情、晓之以局势之理。不仅如此，清廷遣使入闽，向郑成功奉上招安之诚意——“靖海将军海澄公”的大印。清廷承诺，若郑成功愿归降，就册封其“海澄公”，并赠予泉、漳、惠、潮四州之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