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网笼在头顶的感觉愈发强烈，可是偏偏孙广胜拿不准重案组刑警找他做什么。

如果说是偷税漏税的事儿，那应该是税务部门的责任；

如果说是产品质量的事儿，那应该是工商部门的责任；

重案组刑警上门，只能是大案、要案。

想到这里，孙广胜心跳开始加快，喉咙感觉有些发紧，说起话来完全没有刚开始的从容热情。

“我，我那个时候年纪也大了，既没成家又没工作，在家里老被爸妈骂，村里人看到我都嫌，想想也挺没意思的，于是下定决心要出来混个人样。80年到82年，我在几个镇上打零工，在工地搬过砖、干过泥瓦工，也在酒店刷过盘子、帮过厨，赚了一点钱之后呢，我发现女人的钱最好赚，于是就从市里进了一批女装，拿到镇上集市上卖，一来二去的倒腾，手里的钱越来越多，就想着做房子安家。”

听着似乎是个励志故事。

——村里二流子幡然悔悟，誓要让亲人刮目相看，于是辛苦劳作，终于发现商机赚了钱。

可是，龚卫国却没这么容易被忽悠。

“具体打了多久的零工？什么时候开始倒卖服装的？”

这个问题让孙广胜有些头痛。

“怎么？当年的奋斗故事已经遗忘了？”龚卫国故意讽刺了他一句。

孙广胜只得苦笑回答：“时间有点久，我都快要忘记了。打工应该打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吧。后来81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卖衣服，赚了一点钱。”

“赚了多少钱？”

这个话题有些敏感，孙广胜明显有些抗拒：“警察同志，我赚了多少钱也要向你汇报吗？”

龚卫国依然很严肃：“你81年腊月归家，三塘村村民说他请了戏班子搭台唱戏，还自掏腰包买了一车烟花放，捐了一千块给村委，为此村里给你戴了大红花，送了个万元户的奖状，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