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彼此之间仿佛没有联系，但是挪在一起细细地瞧，就能够顺出清晰的脉络重来。

1973年春天，中央突然宣布高考。

同年5月份，着名的国学大家章老先生奔赴香港，希冀可以利用自身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影响力，为重新啓动谈判牵线搭桥。

可惜老先生年事已高，赴港不久后就因为水土不服加上过度劳累一病不起，最后病势加重，驾鹤仙去。

香港之行，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这个信号的释放足以表达中央方面的诚意。

加上1972年总理複出主持工作，开始拨乱反正，大批被打倒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摘掉了头上的帽子，这就体现了中央对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包容。

说到底，国共两党的分歧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

她越说声音越小，心中波澜起伏的越激烈，她先前之所以脱口而出国共两党要和谈的话，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穿越前相关信息的积累。

1975年初蒋曾经通过国珉党元老陈力夫在香港发言邀请主席或者总理前往苔弯进行商谈。陈力夫还写了那篇着名的《假如我是》，但是这一邀约并没有来得及获得大陆方面的回应。

余秋相信主席以及总理的胆色，当年国珉党占尽先机简直胜券在握的时候，他们仍旧赶奔赴重庆进行和谈，何况是解放战争胜利后。

可是1975年，无论主席还是总理，两人都抱恙在身，身体状况极为不佳，根本没办法奔赴苔弯。

为什麽不是蒋自己前往北京和谈？一方面他本来就是个敏感多疑的人，权力欲望也强烈，非常害怕自己被扣押之后，国珉党内部很快就有人举而代之。另一方面是蒋自己的身体也不行。60年代他曾经出过一次车祸，虽然没有伤及生命，但是自此之后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此后始终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