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致力于改变他的想法，所以并没有再说一遍。铃屋也不知道是不在乎我随意的话语，还是单纯地无法分辨，而是浅浅地朝我弯起眼睛：“果然，只有真子不会那样看我。”

“哪样看你？”

“就是啊——”

尾音被拉得长长的，腻腻的，像是在撒娇的幼犬，“不会有把我当成异类的，厌恶的眼神，也不会用装好人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我。”

“你很在意他们那样吗？”

他抿了唇，飞速眨了两下眼，轻描淡写地否认道：“不在意。”

他在撒谎。

我知晓这一点，但没有戳破。

十六岁的铃屋对于微小的善意与恶意都格外敏感，却努力让自己不在意。他会嘟囔着说我像刺猬，但我却认为明明他才是，缩在自己的壳里，外露坚利的刺，不愿露出柔软的内里，生怕被他人所伤害。

“总之啊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情难过。”

他是矛盾的，所以在触及到我复杂的神情时，他别过头，放开了手，又闷闷地补一句。

“你去吧。”

后来的我们很少探讨这类高深的事物，大部分时间反而围绕着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这种肤浅的话题。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默契地逃避，毕竟观念不同，我们也不可能达成意见的一致。

“篠原先生说，如果我死了，他会很难过的。”

如今的铃屋七歪八扭地站在g顶楼天台的边缘。夕阳西下，傍晚呼呼的冷风中，他的话语像是从远处传来，“真子也说过，如果我死掉，你也会难过。”

明日便是驱逐战。我们能够相处的时间也就剩下班后的晚饭时间。今晚，乃至明日都要投入繁忙的准备工作之中。因而，我们只能约见在了楼顶仓促得见一面。

他的目光随着一架折叠的，刚刚被送出的纸飞机，乘着流动的风，晃晃悠悠地从大楼一跃而下，穿过了蚂蚁般流动的人群。

铃屋的面上不似之前浮现扭曲盎然的兴奋，也没有哒哒如机关枪般向我倾吐对来日搜查的期待。他忽而抓皱了心脏处的白色衬衫，茫然懵懂地问我。

“真子是如何意识到，面对他人的死亡，会感到痛苦的呢？”

对于如此抽象的问题，我同样迷茫了一瞬，想了很久才答复：“大概是因为我经历过。”

“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