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话多少带着一些卑屈的影子，柜台里的中年人（可说是一副旧宫家执事的派头）没有马上回答我，他瞥了我一下，叫我少候。他打电话，电话一概不通。我渐渐有些不耐烦了。

里面有个老人一直在翻看住宿登记，他的眼镜闪着光亮，抬起头说：

“藤泽女士现在好像在休息室里。”

你知道，这一瞬间我真是喜出望外！饭店里的房间位置我了如指掌，休息室该在哪里我也清楚。我很快推开休息室的门。

四五个客人在打台球，里面的火炉燃烧得正旺。旁边的安乐椅上骄矜地坐着那个女人，膝边的茶几上放着红茶茶杯，膝盖上摊着大版面的《生活》杂志。

她看到我微微一笑，把杂志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她指指火炉另一边的椅子，说：“请坐。”

我的膝盖接触椅子的同时，实在颤抖得厉害。因为从燃烧的木柴的香气里，我不折不扣地嗅到一股“夜间飞行”的幽香。

女人身着旅行装，颜色是当下流行的葡萄紫，脖子上卷着漆黑的围巾，佩戴着金色的胸针。发型和前次不一样，烫成了大波浪的鬈发。

我没说什么，女人也没说什么，彼此都心照不宣。

我看了看周围，小声问：

“您，一个人吗？”

“一个人。怎么啦？”

女人不动声色，只是睁大了眼睛。

“您要不要脱去外套？火炉旁边不热吗？”

“不用脱。”

我解开钮扣，倏忽露出洁白的上衣，女人开始无心地笑了。她的笑没有一点引起反感的因素，当她看到我陷入她所设置的一个个陷阱，便像个欢乐的孩子笑起来了。

接着，女人喊来了侍者，要了加冰威士忌，然后问我：

“来杯啤酒好吗？”

我笑了，不客气地接过女人递来的香烟。对于我们侍者来说，香烟是奢侈品，外国人时常送我们一些外国烟，但是这女人给我的是罕见的椭圆形切口的土耳其香烟。

我们等待上酒的那阵子，只顾默默地抽烟。这时我发觉我的香烟火口的烟灰散落到外套膝头上了。女人一直看着它们掉下来，故意沉默不语。

酒喝完了。“去房间吧。”说着，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时，我心里又怦怦地跳个不停。

二一七号室，来到门前我突然泛起一阵嫉妒，我一心想向这女人问个明白，从前究竟和谁在这间屋子里睡过。我的侍者根性，强使我忍住了。不，因为我顽固地认为，一旦说出来就会毁了女人的心情。

门开了，屋子深处一面稍稍仰起的镜子，映着电灯发出刺眼的光亮。

“请锁上门，钥匙带来了吧？”

女人说道。

当晚，我回到自己酒店已经将近十二点了。我紧紧握住外套口袋里那把三〇一号室的钥匙。临别时女人一句话没说，笑嘻嘻地将这把钥匙交到我手里。一瞬间，我想到这是她给我的特别关照，心中立即涌起一股愤怒和羞耻。

三〇一号，今天没有客人。

我把女人还给我的这把可爱的钥匙插进锁孔。我没有上锁，只是以一种例行公事的心绪插上钥匙开了门。

我故意不开电灯，没有月光照射进来，然而外面的电灯和大楼招牌上的霓虹灯十分明亮，室内即使不开电灯也隐约可见。

床铺上寂悄无声。我在床上将依旧灼热的身子躺成个“大”字。

暖气独自发出金属般咝咝的响声，我的心早已进入了梦境。三〇一号钥匙，已经不能再读作三百零一了，对于我来说，只能读作三月一日，女人默默交过来的是让我猜的一种记号。

还有半个月，我就可以在自己长年侍候的这间屋子里，毫无顾忌地抱住那个女人了。女人会按铃的吧？到时客人和侍者首先拥抱一下，等其他房间的客人都睡下了，我就可以像回到自己房间一样，不必敲门就进入这间三〇一号室内。

我又被恣意的想象所驱使，站起身来。

我只打开浴室的电灯，环顾一下光明耀眼的浴室。猛然打开淋浴的开关后，又连忙缩回身子。莲蓬头映着灯光喷洒出圆形的骤雨。这是温水淋浴。

骤雨里萦聚着白色的水雾，使我幻想着洗浴中的人的倩影。

我几乎从朦胧的飞沫里看到了赖子一丝不挂的身姿。

三月一日一周前，当柜台通知说三〇一号已被名叫藤泽赖子的客人预约时，我的梦已经不仅是梦了。我专门到柜台去查看预约表，就像等着录取通知的学生跑到学校看发榜的心情一样。那一个月的预约表里，均填写着某日某时几号房间某某先生等二名，某日某时几号房间宫崎先生等二名，等等。三月一日午后十一时半三〇一号室只有藤泽赖子女士一名，我看到时简直高兴地要发狂了。

三月一日下了雪，听说东京的雪特别大。

热海整个上午只是偶尔飘下几片雪花，到了夜里越下越大了。这时我心里十分苦恼，这样的雪天女人会不会有取消预约的危险呢？眼下刚到下午，已经有两拨客人打来电话取消了日程。

我把三〇一号室打扫得纤尘不染，一次次地出出进进。到了十一时半，走到阳台一看，一辆出租车闪耀着红色的尾灯驶上蜿蜒曲折的高坡。

我这天对其他客人也是关怀备至，所以我及早打开洋伞站在大门外时，并没有惹人生疑。

整个热海市变得一片白茫茫了，顶棚上蒙着薄雪的汽车轧着石子路进入前庭。我走过去打开车门。

先下车的是上次来过的那位普通商界人士，他动作粗暴，致使车子几乎歪斜过来。他一下车就把皮包交给我，自己先咚咚走到了前头。接着下车的是那位身穿黑色羔皮外套的女人。

女人站在雪地上，显露着美丽的侧影。

我为她张开伞。

女人轻轻点点头，向大门口走去。仅此而已。

事情到此尚未了结。

这天白天和晚上，那女人不仅没有一句温馨的话，就连一个笑脸也未曾见到。女人没有给我一分一秒的时间，她也不像上次那样，离开男人独自到庭园里去。第二天晴天丽日，阳光和煦，但女人就是不肯外出。整个白天一直锁在三〇一号室内。

我只有叫苦连天的份儿。可我也是个男人，当晚一夜未睡。第二天仍然要以冷静周到的服务送走客人。

发现三〇一号室钥匙再一次丢失，是在他们出发两小时之后。我对这间屋子已经失掉兴趣，所以懒得及时整理。

翻遍房里的抽屉寻找钥匙，这时，我心里无意中又掠过一丝好不令人恶心的希望。

“说不定……又像上回那样。”

这次因为有了新配钥匙，我想即便丢了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

三〇一号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客人来来往往，一拨又一拨，一把新配的钥匙足够了。

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

后来我还是给那女人写了信。好几次，我把写好的信一遍又一遍撕毁，决心一个字也不写了。但最终还是发了一张只有几句话的明信片。

日前承蒙来我店住宿，非常感谢。今不顾失礼，冒昧拜询。不知是否将房间钥匙带走。若万一带回，请及时返还，不胜荣幸。

“她到底回信没有？”

看到说话人一时打住，不再言语，朋友随即问道。

“不，没有。等了一个月，都没有还回来。在那之后紧接着……”帅哥侍者又说下去：

“我同现在的老婆结婚了。”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文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