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66.2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59.63万人。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主要留学生输入国的国际学生份额中均占首位，是全球国际学生的最主要来源。

虽然留学生的低龄化趋势明显，但高校毕业生仍然是出国深造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强烈，而有出国留学意愿者通常是在校成绩优秀、家境优渥、外语能力好的优质生源。

在重点高校中，毕业生到世界一流大学深造的风气尤盛。

院校声望越高的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比例越大。

根据2017年《中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包括北大、复旦在内的4所部属高校毕业生的出国深造率超过30%，14所部属高校出国深造率达20%以上。

不难看出，出国深造已成为相当多名校学子积累全球竞争力和提升人力资本的选择。

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留学中介广告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现实。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对国际化学习经历的追求已经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共同特征。

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是，高校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签订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并乐于在官方网站上宣传自身的国际化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上，境外文凭（甚至是一段境外访学经历）可以作为学生国际视野和个人能力的象征符号，为简历锦上添花。

当然，出国深造的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而是会切实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和就业优势。

经济学家发现，海外留学经历在中国（特别是东部地区）能够显著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更有针对同在国内读本科的首都大学生的跟踪调研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学校、在校表现和就业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基础上，留学归国学生仍享有比国内读研学生高出25%左右的就业起薪。

当然，要获得出国深造机会，需要满足境外大学对申请者提出的要求。

这些要求通常包括优秀的学业记录和外语水平测试成绩，来自多位教授的推荐信，以及提交诸如个人陈述、研究计划、个人作品示例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

对于大多数自费申请者，他们还需要为留学支付比国内读研高得多的经济成本。

事实上，从选校，到编写简历、撰写申请文书，再到准备面试，为申请出国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一项事无巨细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1至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为申请者不仅需要时间去准备好上述申请程序所需要的文件，更重要的是需要花时间去“打造”出国所需要的个人特质和经历，譬如展现好奇心、实习实践、参与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的经历等等。

一篇谈论大学生留学规划指导策略的文章甚至提出，“对于大学生的留学规划指导不应停留在大四，而应从大一开始贯穿四年的学习生涯，在不同学年有针对性地准备语言学习、专业成绩、实习实践等”(p.219-220)。

要在有限的大学时光里准备好这些，既需要有条不紊地根据申请需求安排大学生活，又要对国外大学的录取规则和申请程序有充足的了解，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言绝非易事。

于是，委托咨询经验丰富的留学中介机构就成了许多学生的选择，而对于不同家境的学生而言，这笔动辄数万元的咨询费又意味着不同的分量。

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下的校园生活上文揭示了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丰富了大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也加剧了大学生在毕业出路上的竞争强度。

在这幅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为特征的图景中，大学成了求职和升学竞赛的预备所。

每个学生理所当然地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各类经济、文化资本，尽可能地增值自己的竞争力，好为自己赢取优势。

可实际上，置身于大学校园的学生直接面对的大学生活现实却比这幅图景混沌复杂得多。

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核心组织之一，其功能的复杂性远超过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这一个方面。

美国学者克拉克(BurtonR.Clark)提出了一个包含大学、政府和市场三者权力的三角协调模型，为我们认清现代大学的多重角色和使命提供了思路。

首先，作为生产与传递高深学问的教育场所，大学最核心的使命是探求高深知识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英国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西班牙的加塞特(Ortega Y.Gasset)、德国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中国的蔡元培等近现代教育思想家的著作中，这种对学术自主性和人文精神的追求俯拾即是，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这一点从当代各著名大学的校训中就能见微知著。

如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而非“徒志在做官发财”，凸显了大学教育有意趋避现实功利的倾向。

其次，随着现代大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愈发密切，大学的运作也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由政党和政府全面管理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有目共睹，而高等教育也并无例外地处于国家权力的管理范围，形成了“政校一体”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简政放权成为时代强音，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始终是高校组织管理的核心制度，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国特色一流大学治理体系的首要特征，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仍处于政府的影响力之下。

换句话说，虽然大学生的毕业出路越发市场化了，大学的教育宗旨、校园生活以及校园里潜藏着的机会和资源，却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市场化，而是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特征。

当政府权力渗入高校治理的环节，且大学坚持知识生产和育人使命时，现实中的大学生活就远非市场逻辑所能理解的了，而是充满了与市场理性无关的许多其他内容。

可以这么说：从新生入学的那天起，直到他/她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快要毕业了，这一过程的丰富性甚至可能让他/她短暂地忽视就业市场的竞争规则。

事实上，在我国一流大学的校园里，占据学生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各类课内外活动，诸如讲座、社团、党校、学生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学术科创竞赛等等，大都与就业准备并无显然的联系。

生机勃勃的校园里充斥着一张张令人炫目的活动海报，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各有其理：讲座主要由院系举办，目的是增强学术交流、拓宽师生的知识面；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组建的各类学生社团则有助于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兴趣和特长发展；党团组织活动是吸纳、培养党员和发扬党的先进性的抓手；学术科创项目意在激发学生的科研潜力和创新能力；各类社会调研、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则扮演着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课堂角色……学校表彰奖励优秀学生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基于学业水平、品德和校园活动参与度，与市场上对就业能力的评估标准关联度不大。

学校提供的针对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也以全局的国家利益为先，对学生的价值感召——例如那句耳熟能详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往往带着浓厚的集体主义的家国情怀，而非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

总之，市场化在大学内外部发生程度的不同，使得“成为好学生”和“找着好工作”对应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无疑加大了学生安排大学生活的难度。

当大学生懵懵懂懂地踏入名校校园，很可能会发现其间的生活像极了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某种标准走法——似乎每一天的过法都有许多种可能，每个人在路口处需要不断地做选择，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且大多与迷宫外的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他们在各个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他们与其他探索者之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竞争关系，因为筹码的数量是有限的；当他们到达迷宫出口的时候，他们需要将口袋里的筹码拿出来，用它们来兑换成下一个旅程的入场券。

不过，对不同社会出身的探索者来说，这个迷宫的神秘度是不同的。

有人对里面的布局相当了解，有人半知半解，而有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略知一二。

尤其关键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当中的游戏规则，譬如迷宫的尽头究竟有哪几个出口，而每个出口处有用的筹码又有什么不同。

迷宫的出口迷宫在出口方面的设置——即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正是前文所述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纵观各个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可以发现迷宫出口的设置具有稳定的一致性：学生的毕业出路基本分为最主要的三条，即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和求职（即签约就业）。

当然，还存在一些诸如灵活就业、自主创业、暂缓就业等小众选择，不过上述三种选择通常占据了高校毕业生去向的绝大多数。

大学生对出口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因为，三个出口坐落在迷宫尽头的不同方位，会将探索者带去不同的天地，并且不同出口对筹码的设置和兑换率也不同：出国留学意味着申请者参与到全球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去。

如前文所述，成功获得境外优质大学录取的前提是，申请者既拥有优秀的学业记录，又有合格的托福、雅思、GRE等外语考试成绩，还熟悉国外高校的专业排名、项目设置，且能按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找准定位并按要求准备申请材料。

在用资历兑换录取通知的环节中，漂亮的学分绩点与外语成绩、给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个人陈述和令人满意的英文写作通常是最重要的获胜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