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在两种学科思路之间的张力，孕育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学生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在一流大学里所受的精英教育如何对学生的生涯选择共同产生影响，从而促成了毕业出路及其预期职业前景上的优势差异？由此，立足于现有解释的不足，本研究试图沿着一条新的发问思路去理解名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现象：悬置再生产假设和“经济人”假设，去倾听学生们自己的声音，他们为何这样选择，他们如此选择的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在此过程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沿袭理性选择理论的主张，本研究假设学生对自己的生涯目标和毕业去向作出的选择是基于某种目的的审慎选择，而且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无论是以父母教育程度还是父母职业、家庭财富为代表）的确可能构成了约束他们选择的重要条件。

不过，与传统的理性选择解释不同，在本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其选择不一定仅基于经济利益计算的工具理性，还可能受到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文化因素和价值理性的引导。

而与过分强调结构力量的路径不同，本研究将他们所身处的大学校园看作是一个充斥着多元价值目标和行动逻辑的“意义竞技场”，学生在其中有相当大的空间发挥其能动性，在不同的目标和机会之间做出选择。

本研究的中心任务，就在于通过对中国两所顶尖研究型大学62名毕业生的跟踪个案研究，运用阐释学方法去理解他们的毕业出路选择背后的“意向”是如何在大学过程中形成的，即“为何如此选择？”。

其次，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下对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造成出路优（劣）势的分化机制进行解释，即“分化如何形成？”。

本研究聚焦于一流大学，基于两种考虑：第一，其研究必要性最为迫切。

这类大学是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最高水准的高等教育，其招生的高度选择性已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学生在天赋和才能上的差异。

一流大学的学生作为最高强度筛选下的“幸存者”，毕业出路尚且受到社会出身的牵制，遑论更低层次的大学。

第二，其所面临的价值和意义冲突最为尖锐，身在其中的寒门学子可能尤其迷茫。

出于自身的精英属性，一流大学必将坚守其传统的精英教育价值，试图激励学生不满足于个人功利、去追求崇高理想；而另一方面却必须面临社会对凭借其文凭实现物质成功的期待。

在人人艳羡的名校校园里探索着自身可能性的青年才俊们，似乎有了选择明天的权力，却又似乎牢牢地被社会出身维系住；似乎想要继承父辈们的物质追求，却常常可能在五花八门的价值话语之间迷失方向……某种意义上，精英大学犹如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为探讨结构与能动性、文化与行动等宏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中观的观察环境，而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学生们，正是接近这些议题的一把钥匙。

关于本书从2015年秋到2017年初，我陆续在分跨南北方的两所著名大学（出于研究伦理考虑，以下均使用化名“北方大学”与“南方大学”指代）访谈了38名家境各异的男性毕业班学生，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成长背景、在大学的经历和感受，以及他们是如何决定毕业出路的，平均访谈时长约3小时。

对于那些初次接受访谈之时尚未决定出路者，我会在访谈之后与他们建立后续的联络，直到他们最终确定去向，并听他们讲述做出该选择的缘由。

考虑到一流大学中求职的主力军是研究生群体，我在选取访谈对象时有意识地扩大了研究生的比例，并确保所有被访者都是在本校或同等水准的重点大学接受了本科教育。

2017年暑假和2018年暑假，受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牛新春老师之邀，我又在南方大学访谈了24名主要来自较低阶层背景的毕业班本科生。

此番访谈使我补充了更多女性和本科生的个案，基本上没有改变我第一轮访谈所得出的发现，而是使我更加确认了前一阶段的结论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

如果说整本书有什么是我最迫切想和读者分享的，那就是当我将自己浸没在被访者的声音中，我的发现恰恰挑战了自己先前想当然的前提假设——学生的毕业去向都是他们有意图地主动选择的结果。

受韦伯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理论的影响，我预先假定了“选择毕业去向”这一行动总是出于清晰的、足以构成行动动机的目的，只不过对目的和手段的选取受到了外在价值规范的约束。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我逐渐意识到，比起先前目的论的“理性行动者”预设，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似乎更具现实性。

实践者的行动受到既往经验塑造的行动图式系统——习性(habitus)的限制，在其所能调适的范围内享有各种思想、感知和行动的自由。

因而，在习性的作用下所生成的实践活动，能够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并非有意识地目的性活动和服从某些外部规则的结果p.53。

被访者的切身经历表明，大学生的出路结果不总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

不少人的毕业出路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被选择”，即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

然而，正如第一章试图论述的，就客观的场域规则而言，在当前所面临的升学、就业市场和竞争环境下，大学生要获得有优势的毕业出路，就需要在入学后尽可能快而清晰地确立生涯发展方向甚至具体的职业目标，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手段、利用大学的资源去尽可能地实现目标。

我的研究则发现，名校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的方式上，特别是在树立生涯目标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阶层差异，更不用说不同阶层在运用有效手段去实现目标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

毕业出路不平等的症结在于，即便是同处名校、有同样的资源可以利用，寒门学子却仍然在上述两个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而使他们的教育文凭在被“兑现”为优势出路的环节打了折扣。

无疑，与家境相连的方方面面的欠缺都可能构成获得优势出路的拦路虎，例如欠缺的经济能力、匮乏的关系网络，以及家人有限的智力支持……不过，我在书中想着重揭示的是一重更为隐蔽的文化障碍，即一种因不具备精英大学中被默认掌握的 文 化 知 识 (cultural knowledge) 和 文 化 技 能 (culturalcompetence)而造成的无形障碍，既不利于较低阶层大学生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也不利于他们产生主观的自我认同和对自身出路的满意感。

在所有的教育机构里，文化障碍在一流大学中尤为突出。

因为今天的一流大学远非一个控制森严、整齐划一的场域，也并非一个精英化到能够完全消除轨迹差别的狭窄空间。

恰恰相反，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都身处其中，并享有相当多的闲暇和自由，这就对文化障碍的形成奠定了土壤。

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即使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出身的差别仍然体现为文化能力的差别：“首先，当人们对一种严格的、可严格评测的能力要求越少，而对一种文化的熟习要求越多，这种差别就越明显；第二，当人们从最具‘学术’特征的和最‘正统’的文化空间转向‘课余’文化这种更松散和自由的文化空间，这种差别就越明显”。

p.63受布迪厄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启发，我在本书中揭示了根植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习性是如何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并系统地分析了两种模式下学生是如何遵循各自的逻辑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援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斯威德勒(Ann Swidler) 将 文 化 视 作 组 织 行 动 路 线 的 “ 工 具 箱 (tool-kit)”或“技能库(repertoire)”的概念化思路，我将文化理解为个人和集体在日常生活中共享的、惯常使用的表意与实践图式(schemas)，社会意识形态、传统和常识构成的社会思潮是形成这些图式的原材料。

文化对行动的影响不仅是通过定义价值观去定义行动目的，也是通过提供建构行动策略所需要的文化工具（比如规范、价值、故事、象征边界、分类体系等），使人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无需深思熟虑即可知道如何恰当地行事。

可及的文化工具总不是单一和强制的，但对于在客观社会结构和历史中处于特定位置的人们而言，因为内在化于身体的结构总是为某些文化工具的获得提供了固有范围，所以特定文化工具的可及性和掌握熟练程度总是依习性结构的不同而有着系统性的差异。

可以说，本书总结出的两种上大学的模式，正是不同阶层在看待大学和组织大学生活上所运用的两套典型的“文化工具箱”。

本书试图说明，低阶层大学生更常用的“直觉依赖模式”，实际上与当前精英大学对学生文化技能的隐性要求不相符合，这使得他们常常在浑然不觉之中错失利用名校资源为职业前景做准备的良机。

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将上大学比作一个“迷宫寻宝”的游戏，则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一类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

书中也指出，对“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

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换。

但因为两类学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总使得双方的拒斥多于融合，而大学也并未为低阶层学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总体来说寒门学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碍的机会仍然比较小。

在提出上述两种“上大学”模式及其投入特征的基础上，本书还分析了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内化的价值图式在具体生涯方向的确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根据内化的价值信念驱动生涯方向的程度不同，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运用“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价值归顺者”和“迷失无从者”。

这一部分揭示了常被研究者忽略的价值图式之于生涯选择的重要作用。

特别对寒门学子重要的是，该部分指出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直觉依赖者”通过对主流理想信念产生认同而获得体制的赞助性流动的一种可能性。

尽管现阶段的青年一代正置身于一个嘈杂而富有张力的“意义角力场”，但内化程度比较深的价值信念仍可能对生涯目标的选择产生方向性的指引，从而帮助大学生避免落入迷失无从的窘迫境地。

该部分也体现出，在塑造学生的价值信念方面，高等教育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关键过程。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中对上大学的两种模式和获得出路的四类机制所作的类型化，并非对个体行动特征的写实主义描绘。

相反，书中所描述的类别，应该被理解为韦伯所说的纯粹类型或“理念型”(ideal type)，即一种纯粹基于事物典型特征的抽象层面的概念建构，其目的是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抽离出关键的普遍特征，从而便于理论建构和比较分析。

换句话说，虽然全书引用的资料来自真实的个案访谈，但书中归纳出的模式与类型，是将被访者的一个个相似的面向拼凑、整合、极致化的结果。

我们可能很难在现实中找出完美符合一种模式的实例，但每个具体的个案都会发现自己似乎更偏向于某一模式的特征。

某种意义上，“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代表着一个连续统的两极。

家庭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预先为学生在这两极之间奠定了位置，而学生在大学里所增长的见识和内在发生的改变，也持续对学生在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倾向产生着动态的影响。

本书虽是一本学术著作，却也为广大的学生、家长和教师而写。

对于那些还不了解“上大学”究竟是怎么回事的高中生和大学新生而言，阅读本书可能会帮助他们完成对大学场域的“去陌生化”，以促进在大学的融入；特别是对于从家庭得不到足够支持的名校寒门学子而言，本书或许能充当“导览图”的角色，向他们介绍名校的场域规则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为他们孤独的旅途提供更多参考信息，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家长通过阅读本书，或许能更加体谅子女在大学里需要克服的另一重难言的挑战；而对于终日苦思如何满足学生需要的大学教师和管理者而言，阅读本书或许有助于他们反思自身在平抑大学“文化障碍”当中的角色，从而帮助共建更具包容性、对寒门学子更友好的大学社区。

正文章节介绍正文各章将分步向读者展现当前社会背景下名校寒门学子所面临着的文化障碍，它如何在制造阶层化的毕业出路上发挥作用，以及一些情形下学生试图跨越文化障碍的可能性。

第一章对当代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特征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当代大学中文化障碍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基础。

换句话说，这一章以文献所贡献的知识为根据，为读者勾勒出了寒门学子在进入名校后将面对的基本竞争形势与规则——布迪厄称之为“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p.67 。

第二章对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做了交代。

第三章揭示了大学生的家庭背 景 在 重 点 大 学 里 转 化 为 一 种 具 身 化 的 文 化 资 本 (embodiedcultural capital)的过程。

基于不同家境的受访者在获得毕业出路过程上的差异性特征，试图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进行类型化，并提出两种模式是阶层化的习性发挥作用的产物。

第四章从学生投入的角度，描绘了遵循两类模式的大学生各自在上大学过程中是如何安排自身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的。

通过揭示两类学生在组织学业投入和社会性投入上迥异的逻辑，说明了毕业出路的阶层差异是如何在上大学的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

本章还说明了投入过程如何促成了一部分“直觉依赖者”向“目标掌控者”的转变。

第五章进一步引入了价值理性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工具理性甚嚣尘上和意义感缺失的当下，大学生的生涯发展目标从何而来的问题。

本章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别进行了拓展，根据“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两个维度建立了一个四分类模型：自主驱动者、机会主义者、迷失无从者与价值归顺者，并依托上述模型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不同机制。

第六章是对前面章节的延伸讨论，对贯穿本书的“文化障碍”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梳理。

最后，为考入名校的寒门学子跨越文化障碍、取得满意的出路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