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金、银、铜、锡、铅、磷、砷：十八世纪初的人类所知道的单质也就这么一小把。化学还没有从炼金术中分隔出来，而那一系列有着神秘名称的化合物，辉铋、矾、辰砂和汞合金等，就像培养液，孕育着各种幸福而始料未及的意外。就好比普鲁士蓝，要不是在颜料坊供职的那位年轻的炼金术士，就不会有它。约翰·康拉德·迪佩尔，自称虔信派神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医生，而骂他的人呢，都仅仅当他是个骗子。他出生在弗兰肯斯坦的那座小城堡里，位于德国西部，距离达姆施塔特不远，他打小就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只要谁跟他待一起久了，就会被他给绕迷糊。他超人的说服力使他得以诱惑同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瑞典神秘主义者伊曼纽·史威登堡，后者在最开始时曾是他最热心的弟子，后来却成了他的死敌。据史威登堡称，迪佩尔有种天赋，可以叫人背离信仰，继而夺走他所有的智慧与善良，让他“在一连串的谵妄中弃绝它们”。而在史威登堡最激昂的一篇檄文中，他更是把迪佩尔直接比作了撒旦本人：“他是最邪恶的魔鬼，不仅不受任何原则的约束，而且总体来说，还反对一切的原则。”可他的批评没有对迪佩尔造成任何影响，后者在因异端思想和行为坐过七年牢后，已经对丑闻免疫了。刑满释放的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所谓“人性”的虚荣：他在活体和死体动物身上进行着不可名状的实验，尤其热衷于解剖它们。其本来的目的是作为移植灵魂的第一人被载入史册，而最终让他成为传奇的却是他在拿那些遗体开刀时极端残忍的做法和扭曲的快乐。在他《肉身的病症与解药》一书中——在莱顿出版，用的是假名，克里斯蒂安努斯·德谟克里特——他自称发现了长生不老药，液体版的哲人石，可以治疗任何病痛，谁喝了谁就能不死。他想拿配方去交换弗兰肯斯坦城堡的地契，而那汤药唯一的作用仅仅是杀虫和驱虫：它是用腐败的血、骨头、鹿角、牛角和牛蹄混在一起制成的，所以臭得无与伦比。可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特质，这种很像沥青的黏液才会在几个世纪之后被德军所使用，“二战”中，为了延缓巴顿将军部队的行进——他的坦克一直都在沙漠中追击他们——他们把它当成一种非致命的化学试剂（因而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倒进了北非的水井。迪佩尔的灵药的成分之一最终产出的蓝色不仅装饰了梵高的《星夜》和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也装点着普鲁士步兵的制服，仿佛在这种颜色的化学结构中包含着什么，将那位炼金术士的暴力、阴暗和污秽都继承了下来，再度唤醒。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里，迪佩尔肢解着活生生的动物，用它们的部件拼成了狰狞的奇美拉，试图用电击复活它们。而正是这些怪物激发了玛丽·雪莱的灵感，让她写下了她的名作《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在书中，她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科学的盲目发展将是所有人类技艺中最可怕的。

发现了氰化物的那位科学家亲身经历了这种危险：一七八二年，卡尔·威尔海姆·舍勒用一把沾有硫酸残留物的勺子搅拌了一罐普鲁士蓝，从而创造了现代最重要的一种毒物。他把这种新化合物命名为“普鲁士酸”，并当即意识到了它极强的活性所赋予它的巨大潜力。可他没能想到的是，在他过世的两百年后，到了二十世纪，它竟会在工业、医疗和化学领域拥有这么多的应用，以至于每个月都要生产这么多的足以毒死这颗行星上所有人的氰化物。舍勒是个被人无端遗忘了的天才，终其一生都被灾星所追逐：尽管他是发现了最多种自然元素的化学家（九种，包括氧，他称之为“火气”），他也得跟天赋比他低得多的科学家分享每一项发现的功劳，只因他们公布得更早。舍勒的出版商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才把他用爱、用极端的严谨写就的著作出版出来，为此，这个瑞典人有好几次都是亲自闻过，甚至品尝过他在实验室里变出的那些新物质。虽说他很幸运地，没有对他的“普鲁士酸”做过这个——不出几秒他就会死的——但这个坏习惯仍然在他四十三岁的时候夺去了他的生命。去世时，他肝脏碎裂，从头到脚长满了脓性的水泡，因关节积水而动弹不得。这正是同时代千千万万欧洲儿童的症状，他们的玩具和糖果是用舍勒生产的一种色素染的色，是含砷的，而他完全不了解它的毒性。那种翠绿是如此耀眼、如此诱人，还成为拿破仑的最爱。

朗伍德别墅的卧室和浴室，其墙纸上都覆盖着舍勒的绿色。这阴暗潮湿、蛛鼠成灾的府邸，便是皇帝被困于英国人之手、在圣赫勒拿岛上被囚禁了六年的地方。装点他房间的油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去世的两百年后，人们在他头发的样本里检出了高含量的砷。或许正是这种毒素引发了他的癌症，在他胃里蛀出了一个网球大小的洞。在这位皇帝生命的最后几周，病魔在他体内摧枯拉朽，当年他的军队在夷平欧洲时也是同样迅速：他的皮肤呈现出了尸体般的灰色，无光的眼球陷在眼窝里，稀疏的胡子上沾满了呕吐物的残留。他手臂上的肌肉都消失了，腿上布满痂块，仿佛那些记忆一下子都回来了——他戎马生涯的每一道伤痕和每一处创口。然而，在岛上过着流放的苦日子的还不止他一个，和他一起被禁闭在朗伍德别墅的仆人里也有不少可以为此作证：他时常胃痛和腹泻，手脚肿得可怕，且一直都在口渴，喝什么都没用。而这些仆人里也死了好几个，症状跟他们服侍的对象大抵都相同，可哪怕是这样，也没能阻止那些医生、园丁和其他工作人员争抢着故去的皇帝的床单，把它扯成了条条，尽管它染着血，沾着屎尿，且必然沾染着让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毒物。

如果说，砷像耐心的刺客，会潜入你身体里最深层的组织，在那儿蓄力多年，那氰化物就是强盗，它会直接叫你断气。足够浓度的氰化物会突然刺激颈动脉体的化学感受器，触发一种反射，名副其实地“切断”你的呼吸。医学文献把它称作“一声可以听见的喘息声”，接踵而至的就是心动过速、呼吸暂停、抽搐和心血管衰竭。其起效之迅速，让它成了许多刺客的最爱。就比如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仇敌们，他们欲将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位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从邪术中解救出来，就把掺着氰化物的花色小蛋糕端给了这位教士。但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拉斯普京对此免疫了，于是为了杀掉他，他们不得不在他胸口上开了三枪，又照头补了一枪，绑上铁链，投进了冰冷的涅瓦河。诚不想，毒杀失败反而抬高了这位狂僧的名声，也强化了沙皇皇后和她四个女儿对他身体的虔诚：她们派出了最忠实的仆人，把它从冰水里又捞了出来，放到了一个林中祭坛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寒冷都把它完好地封存着，直到有一天，当局终于把它烧了，用那个唯一可以让它彻底消失的办法。

被氰化物所引诱的还不仅仅是杀人犯和刺客。在因同性恋而被英国政府处以化学阉割，继而长出乳房之后，计算机之父、数学天才阿兰·图灵咬下了一口注射了氰化物的苹果。传说此举是在模仿他最喜欢的电影、《白雪公主》中的一幕，他在工作时也时常会自顾自地唱出其中的对句——把苹果浸上毒/让沉睡之死渗入。可那个苹果却从没有被检验过，以证实他自杀的假说（虽然苹果核里确实包含着一种物质，可以自然释出氰化物；只要半碗的量就可以杀人）。也有人相信，他是被英国特工害死的，尽管在“二战”中，是他带头破译了德国人通讯用的密码，对盟军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的一个传记作者称，他之所以死因存疑（他的家庭实验室里有个装氰化物的瓶子，床头柜上的条子里则很详细地写着他第二天要买什么），都是他自己给安排的，都是为了让他母亲相信，这只是场意外，从而为她卸掉他自杀的包袱。这或许是他的最后一个怪异举动了，他历来都是用自己独特的目光看待生活中那些奇形怪状的事。就比如，他讨厌办公室同事擅用他最喜欢的杯子，就把它绑到了暖气片上，还加了把挂锁，直到今天它还挂在那儿。一九四〇年，当所有英国人听说德国人即将入侵时，他花全部积蓄买了两块巨大的银锭，埋到了他工作地附近的森林里。他精心绘制了一张地图，还设计了一套密码，用来标记银锭的位置。可他藏得太好了，以至于战后，他连金属探测器都用上了，也没有找到它们。在空闲时，他喜欢玩“荒岛”——一个尽可能自己为自己做各种家用物品的游戏：他制作了自己的洗涤剂和肥皂，他自制的杀虫剂强大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把邻居的花园都给毁了。战争期间，为了去位于布莱切利园的密码破译中心，他会骑上一辆链条坏损的自行车，他坚持不修它。坚决不去修车店的同时，他会计算那根链条转几圈会掉下来，一到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就先跳下车来。到了春天，花粉过敏叫他忍不住了的时候，他选择戴上防毒面具（战争开始的时候，英政府给每人都发了一个），见他经过的人都十分恐慌，以为毒气袭击就在眼前。

德国人会对这个岛国实施毒气袭击这件事似乎是无可避免的。英政府的一名顾问相信，如果真的发生这样性质的攻击，第一周的死亡人数就会超过二十五万人，因此，连新生儿都收到了特别为他们设计的面具。而学龄儿童用的则是被称为米老鼠的那个型号，一个可笑的别名，为的是消除他们的恐惧，毕竟他们一听见拨浪鼓的声音，就得把胶皮带绑到头上，呼吸着罩住他们面部的生橡胶的臭气，同时还得遵循着战争部的指示：

屏住呼吸。

将面罩置于脸的前方，大拇指放在皮带内侧。

把下巴朝前推入面罩内，向上拉皮带，拉到不能拉为止。

用一根手指沿面罩与脸部接合处胶皮带环绕一圈，确认胶皮带没有弯折。

毒气弹从未降临英国，而孩子们都学会了从面罩里往外吹气，听起来就像连环屁。然而，在“一战”的壕沟中经历过沙林毒气、芥子气和氯气攻击的士兵们，他们恐怖的遭遇已经渗入了这整一代人的潜意识。要知道这一史上最初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了怎样的恐惧，“二战”中没有一个国家用它就是最好的证明。美国人是有巨量的毒气储备的，随时可以动用，而英国人在遥远的苏格兰群岛上用成群的绵羊和山羊试验过炭疽。即便是希特勒，他在灭绝营里用起毒气时是丝毫没有顾忌的，也拒绝在战场上使用它，尽管科学家们为他制造了近七千吨的沙林毒气，足以杀死三十个像巴黎这样规模的城市的居民。但元首了解毒气，他在战壕里见识过，当时的他还只是个普通士兵，毒气所带来的痛苦，他也有所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