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魏书·礼志》，一行人从永巷的东门万岁门进宫，直接进入中宫的显阳殿，大概在那里才告诉皇太子发生了什么，皇太子“哭踊久之”。崔光和于忠提出立即举行皇帝即位仪式，王显却提出等到第二天。崔光问他：“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王显说应该先报告皇后（“须奏中宫”），等皇后下达令书（皇帝所言为诏，皇后所言为令）。崔光说：“帝崩而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于是立即举行仪式。
皇帝即位有一套礼制，主持和参与仪式的官员是相对固定的，而现在这些官员都不在场，只好让在场的人临时兼任那些官职。崔光兼太尉，元昭兼侍中，王显兼吏部尚书，裴延儁兼吏部郎，穆弼兼谒者仆射。崔光让六岁的元诩停止哭泣，站在显阳殿的东头，于忠和元昭扶着他，面朝西方，哭了十几声就停住，换上皇太子的正服。然后是仪式的核心阶段：崔光（以及《礼志》漏记的王显，分别代表太尉和吏部尚书）“奉策进玺绶”，元诩跽跪受玺绶。接受了皇帝玺绶，就是皇帝了。之后起身，换上皇帝的衮冕服，从显阳殿向南经朱华门进入太极殿，来到太极前殿，向南而立（坐？）。陪侍皇帝的官员们，以崔光为首，从太极前殿的西阶下来，走到太极殿前的中庭，加入已经在那里列队的值班官员（应该还有禁卫军官和宦官），向北对着殿上的小皇帝，“稽首称万岁”。这样就算完成了即位仪式。元诩即位，后谥曰孝明，庙号肃宗。
然后，装殓宣武帝（大行皇帝），把棺材从式乾殿移到太极殿，以准备随后的吊丧典礼。此外，要连夜决定辅政人选。这时消息应已传至北宫，皇后高英已经知道了。按程序，由在场的两个门下省长官于忠和崔光向中宫（皇后高英）奏拟辅政者名单，中宫认可，即可发布诏书执行。
洛阳宫城示意图（参照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相关复原图改绘）
据《魏书·于忠传》，于忠一开始就决意撇开高肇，提出的人选是孝文帝诸弟中唯一在世的高阳王元雍。元雍当时的职务是太尉，位在司徒高肇之前。推出“属尊望重”的元雍，大概是为了防高英提出疑问。上奏提出请元雍入居太极殿西侧的西柏堂，在那里“省决庶政”。为什么要入居西柏堂呢？我猜可能是因为大行皇帝在太极殿，群臣吊丧要到太极殿前。另外他们还想到引入宣武帝时期一直不太得意的任城王元澄，请他担任尚书令，“总摄百揆”，目的大概是夺取高肇的日常行政权。
门下奏文送到高英手里，她哪里知道怎么办，自然是问日常最亲近的王显等人。王显和宦官孙伏连等“厉色不听”，坚决反对高英同意门下所奏，不予理睬。然后，就在这个关键的地方，《魏书·于忠传》出现了残缺，尽管也许缺字不多，却使我们无法推测发生了什么。紧接着，很可能是在王显等人的建议下，皇后（还不是皇太后）高英要求“侍中、黄门，但牒六辅姓字赍来”。显然，王显等人给高英出的主意是模仿宣武帝即位时的六辅制度，那样必定会包含高肇。宦官孙伏连替高英草拟的令书，宣布以高肇录尚书事，由王显和高猛担任侍中。这件令书发到于忠和崔光手里，当然是石沉大海一般。后来清河王元怿评价于忠这一夜的功绩，提到“拒违矫令”，就是指他拒绝执行皇后的这一令书。也许高英的令书起到相反的作用，那就是促使于忠决定立即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大约与此同时，高英就被（孙伏连，甚或加上王显）建议，启动子贵母死旧制，杀掉孝明帝的生母充华嫔胡氏。这种事交给内宫宦官大头目刘腾去执行，刘腾（肯定是犹豫之下）告诉了有禁军右卫将军身份的侯刚，侯刚立即报告禁军统帅于忠。于忠问崔光怎么办，崔光回答：“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理必万全，计之上者。”
可以说，正是因为高英想利用子贵母死旧制除掉胡氏，提醒了于忠和崔光，使他们骤然瞥见了一条劈开眼前困局的大路——除掉高肇，皇后（很快就会是皇太后）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必定留下将来的巨大祸患。现经高英提醒，他们看到，孝明帝的生母恰恰是制衡高英的最佳人选，那就再没有什么后患可言。这样，于忠就可以对宫廷内外的高氏势力痛下重手了。
首先要除掉王显。《魏书·术艺传》：“（王）显既蒙任遇，兼为法官，恃势使威，为时所疾。”说王显过去几年因卖力地纠察百官，得罪人很多。现在到了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除掉他也不会引起朝野议论。“朝宰（即于忠）托以侍疗无效，执之禁中，诏削爵位。”于忠要除掉王显，借口是王显作为第一御医对宣武帝之死负有责任，所以直接在禁中把他抓了起来，宣诏免官削爵。这里提到的诏书，一定不是高英批准的。说明于忠等人已撇开高英，不再遵守故有的程序。可以推测，这时高英身边为她卖力的宦官孙伏连等，也都被清除了，高英已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不再是一个威胁。
王显被捕后，连口喊冤，抓捕他的直阁（御前侍卫）“以刀镮撞其腋下，伤中吐血”。以刀镮撞击两胁，造成内脏损伤，表面却看不出来。卫士把王显押解到宫城以南、阊阖门外、铜驼街西的右卫将军府，那里是侯刚的地盘。王显到右卫将军府后“一宿死”，高肇在朝中最有力的盟友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非常可能，以上这一切都发生在宣武帝驾崩的丁巳（2月12日）夜至戊午（2月13日）晨之间。
这个混乱却关键的夜晚过去之后，到第二天，诏告百官，大赦天下。第三天（己未，2月14日），派人前去追赶高肇等西征诸将，下令罢军回师。《魏书·肃宗纪》：“己未，征下西讨东防诸军。”到这一天才正式通知西征大军（以及派到东边配合西征以防萧梁的军队），显然是因为针对高氏势力的内外安排需要两天才基本停当。这些安排中，一个重要却不大为人注意的人事调整，是让元匡接任王显空出来的御史中尉职位。宣武帝中后期，朝臣中曾公开顶撞高肇并遭受迫害的，只有一个元匡。据《北史·景穆十二王传》所附《元匡传》，元匡“性耿介，有气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附《元匡传》：“（元）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常无降下之色。”《北史》还有一段更形象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