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人是否具有亲和力的看法很可能是摇摆多变的，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需要，这些不稳定的看法就会构成对女性政治家的号召力具有危险性的一个方面。处于这种地位的女性面临着强大的双重束缚：一种情况是，你要表现出人们希望你具有的超乎常人的亲和力，但如果人们不可避免地对你的历史、观点或政治纲领的某些方面感到失望，你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你不表现出超常的亲和力，你会冒更大的风险，你的竞选也许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就像克洛布查尔和吉利布兰德那样。44

当然，沃伦在竞选总统期间也遭受了真正的厌女行为和伴随而来的性别歧视。她的义愤填膺让一些人感到讨厌甚至不安。（保守派作家詹妮弗·鲁宾发推文说：“刻薄而愤怒的沃伦样子很难看。” 45 ）因为身为女人，沃伦的教授背景让其他人憎恶。46 还有一些人可能很喜欢她，愿意把她作为他们的第二选择，但首先会更倾向于男性候选人，至少是在投票站投票的关键时刻是这样的。有时，这很可能是上述性别歧视的具体表现（当然，并不是要否认有些人倾向于选拜登或桑德斯有他们合理的理由，这与他们的价值观有关）。47这种偏见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可以在事后让它合理化—包括用“女人不能当选”这样的陈词滥调。（对此，不妨用那句印在T恤衫上的话来回应：“如果你把票投给她，她就能当选。”这款衬衫还有一个未经审查的版本：“如果你该死的把票投给她，她就能当选。”48） 请记住，正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事实证明，这种偏见不仅仅存在于男性当中，也存在于女性当中，甚至还存在于那些仍然非常年轻的人群当中，例如千禧一代。49

但是，各种更为微妙的厌女行为可能也破坏了沃伦当选的机会。50当被逼问将如何实施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的细节时（被逼问的程度远甚于她的进步派对手桑德斯），沃伦最终宣布了一项全面计划，来扩大《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覆盖范围，她还宣布将在她入主白宫后的第三年通过一项全面的医疗保健法案，实施单一支付者系统（single-payer system）。51无论人们对这一计划有什么看法（就我自己而言，在如何具体实现重要的改革思想时，我倾向于在认知方面要有足够的谦卑感），沃伦因为所谓的倒退而受到了在我看来过于严厉的谴责。人们认为她在表达关爱（care）方面不够得力，这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样的结果似乎并非偶然。人们会下意识地要求女性领导人在关爱别人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但如果她的男性同行有类似的失误甚至更糟糕的表现，却可以得到原谅。52

同样，由于沃伦在竞选的最后关头决定接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4)的资金，她似乎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的支持。不管人们是否赞成她的这个决定，对于沃伦的潜在支持者来说，这至少不会明确地成为他们不再支持她的理由。但是，还是那个老问题，在坚定性和纯洁性方面，女性都会遭受性别的双重标准：在这方面，任何失误都会被无情地抓住不放。53当然，她们的可信度也经常会遭到无端的怀疑。54

我们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如果一个我们喜欢或尊重的女人让我们失望，哪怕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被原谅的事情，她还是会受到惩罚—往往是被那些自以为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人惩罚，他们认为自己对她的惩罚只是她罪有应得，而不是以道德说教为名在实施厌女行为。相比之下，她的男性竞争对手却不会受到如此苛刻的要求。桑德斯在2016年曾提出，拥有相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应该自动成为民主党提名人，但到了2020年，他因为结果有可能对自己有利，改变了这个立场，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55拜登也没有因为他模棱两可的公共选择健康计划（public-option health plan），或者因为他在竞选活动中讲述的那些被美化加工的故事而受到多少批评—更别提他还有剽窃别人演讲内容的历史。56

但在沃伦竞选期间，她失去支持的最关键一刻，可能是她和桑德斯之间罕见的冲突时刻。这发生在2018年12月他们会面的细节被披露之后，当时沃伦告诉桑德斯她正计划竞选总统。据沃伦身边的知情人透露，桑德斯说，他认为一个女人无法打败特朗普，沃伦后来也证实他说过这句话。但桑德斯坚决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很肯定地说，他当时是说特朗普会把性别歧视作为武器来对付女性候选人。57

无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两位候选人对事件的说法是不是完全不一致—沃伦在这次冲突中因身份受到的伤害可能比桑德斯受到的要大得多。58当一个女人挑战一位值得信赖而且德高望重的男人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很可能成为那个被认为不正确或不道德的人。而在这次事件中，更糟糕的是，人们还认为她是在发牢骚：指责桑德斯有性别歧视，尽管她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指控。除了这一点，人们还认为沃伦没有对桑德斯“友好相待”，背叛了进步派的事业，这些很可能都是她付出沉重代价的原因。人们根本无视从大体上来说关于话语权平等的分歧：两个人都认为对方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或者只是忘记了当时的来龙去脉。但是如果他指出她在说谎，人们往往会相信他。而如果她指出是他在说谎，人们就会认为她是在恶意攻击。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沃伦的推特评论区里出现的全都是代表蛇的表情符号，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冲突时，她必定是毒辣阴险的那一方。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意识，而且是厌恶女性的意识：与她们的男性对手不同的是，女性无权犯错，尤其是在所谓的体现亲和力的价值观方面；她们无权接受金钱；她们无权挑战男性同行的言论。虽然在某些条件下，她们有资格拥有权力，但她们没有资格主动追求权力，也没有资格从她们的男性对手那里夺走权力。如果不能直面这些事实，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迎来一位女性总统。

我这里并不是充当马后炮去重复沃伦无法当选的说法。在初选的相关选票投出之前，未来仍然有各种可能性。但可当选性机制(5)有几个确证无疑的缺点。

首先，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越多的选民被告知某个候选人不会获胜，这个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小。说到底，可当选性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事实，这个社会事实是由我们所有人不断构建的。59 2019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当选民被问及在当天举行的选举中会把票投给谁时，乔·拜登处于领先位置，其后是伯尼·桑德斯。但是，当他们被问及如果可以挥动魔杖创造奇迹，他们希望谁能当总统时，伊丽莎白·沃伦以微弱的优势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60

于是，因为担心沃伦没有可当选性，一些人过早地放弃了她，尽管她是他们青睐的民主党候选人。对于女性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正如选举预测网站“538”的纳特·西尔弗(6)所说：“很多女性可能不会把票投给一个女人，因为她们担心其他选民不会把票投给她。但如果每个人都把票投给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总统候选人，女人就可能会赢！”61

可当选性的说法也为另一些人带有偏见的不公平选择提供了方便的借口。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其他候选人的当选道路上可能有同样或更大的障碍，尽管原因不同。

在这次选举周期中，由于有如此强劲的女性候选人（以及有色人种的男性候选人62）参加竞选，人们对可当选性的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点令人深感不安。在“我愿意投她的票，不过她……”这句话中的省略处，总是可以填上点什么东西。无论这个句子后面的内容是对她的能力、受喜爱程度，还是现在这个可当选性表示担心，这往往会成为借口，让人接受一个预设的结论：把票投给另一个白人男性候选人。在某些情况下，这反映了这个人自己无意识的性别歧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以为别人有这样的歧视，所以想要迎合他们。63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是保守主义的秘方。于是，它就成了一个集体的行动问题。如果只是因为她们的性别是女人，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放弃她们，那么她们就永远不可能当选。而且，事实上，她们还会受制于厌女现象：这就是她们作为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无法躲避的一种障碍，某些人无论是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都会扼杀她们的前途。

也许最为糟糕的是，可当选性的说法使很多人认为，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女性是一种自私的选择—鉴于特朗普重返白宫会带来生死存亡的威胁，投票给女性是对自己的党派不负责任。因此，那些最有可能被沃伦的政治理念吸引的人感到了良心不安：这些人重视团结的力量，他们可能愿意为了所谓的大局而牺牲自己的投票选择。

但有一部分大局应该是这样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把票投给我们认为最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在我看来，这个人不是那个最近为与种族隔离主义者一起工作而辩解，还色眯眯地去闻一位年轻拉丁裔政治家头发的人，也不是那个在竞选期间心脏病发作但拒绝公开其健康记录的人。64我选择的这个人是一个女人，她聪明过人，富有同情心，而且看上去已经对一切都做好了计划。

* * *

(1) backlash effects，指对违反常规的行为采取社会和经济报复。

(2) 控制条件下的人被作为实验条件下的人的比较基础，因此有时也译作“对照条件”。

(3) neuro-atypical，神经非典型者是相对神经典型者（neuro-typical）而言的，用来指有自闭症或其他神经发展差异的人。

(4) super-PAC，一种现代政治行动委员会，它可以从公司、工会、个人和协会筹集并使用无限制的资金，以影响州和联邦选举的结果。

(5) electability framework，指的是被一党或特定地理区域看好的候选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有被选上的良好机会。

(6) Nate Silver，统计学家、作家和网站538.com的创始人。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他成功预测出49个州的选举结果，2012年大选期间更是成功预测出全部50个州的选举结果。538.com的名称来自美国选举团的选民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