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很多人都认为男性比较坚忍，认为他们不愿谈论疼痛，但这似乎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实证支持。的确，有些研究表明，女性通常比男性更频繁地咨询医生，尤其是在生殖高峰年龄段。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指出的，女性也许有更多的理由去咨询—例如，在怀孕期间。因此，正如研究者凯特·亨特和她的同事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很难认定，女性会因为完全相同的疼痛状况比男性更多地寻求咨询。他们的论文希望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咨询头痛和背痛的频率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咨询背痛的证据“不够充分且相互矛盾”，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咨询头痛的证据“稍稍充分些……但绝非完全一致”。22

亨特和她的合著者承认，有几个质性研究确实表明，男性通常会说不愿意去寻求医生帮助。但是，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这些研究大多数都不是比较研究：它们并不能说明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寻求医生帮助。23尽管缺乏足够证据，“很多人仍然有一个危险的倾向，他们会认为（经常不会明说），如果男性公开表达不愿意就医是他们表达男子气概的重要方式，那么这就必然意味着女性不会不愿意就医”。24但女性也许确实会不愿意就医，原因可能和男性不一样（比如，担心得不到重视，而不是害怕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正如亨特和她的合著者所言，为了减少不公正现象长期存在的风险，“应该从经验上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就医的普遍假设进行质疑、核实和反驳，或者加以改进”。他们指出：

如果男人“过少使用”医疗保健系统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人们就会强化一个形成对比的假设，认为女人“过度使用”医疗保健，动不动就去看医生，有时候只是出于一些可以自愈的或可以自己处理的轻微症状。这种假设是非常有害的。25

不仅如此：

有一个假设没有遭到质疑，反而被广泛接受，那就是，认为女性更喜欢向医生咨询所有的症状或病情，而男性更不愿意问诊或者会拖延问诊。这种假设造成的结果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会认为，在女性患者决定来看病之前，她们的症状会更轻一些。26

换句话说，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认为男性具有忍耐力，相对应的看法就是，认为女性更容易为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寻医问诊。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假设只不过是普遍性别歧视现象的又一个表现。

早在社会化可能会让男孩不愿表达自己的疼痛之前，人们就已经对男性因为疼痛发出的哭喊声更加重视，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假设。两个最新研究显示，面对大声哭叫的婴儿的影像片段（穿着中性颜色的衣服），当被告知这个婴儿是男孩而不是女孩时，人们往往会认为这个婴儿正经受更多的疼痛感。27研究者指出，实验参与者虽然没有明说，但相信“男孩更加坚忍”，“女孩更情绪化”，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28但请注意，在这个案例中，这个说法本身其实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的性别差异应该是天生的，而不是教育的结果—不仅如此，还得相信男孩必定天生从婴儿期就比女孩更加有节制地表达疼痛感。29即便真的如此，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真的。这表明，文献中认为男孩的喊痛声代表了更剧烈的疼痛感的倾向，只能反映出性别歧视的存在。

总而言之，和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能忍受疼痛的预设相比，能证明这一预设的证据就要弱得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都不意外。在一个男性总是比女性拥有更多特权的社会里，这个没有依据的预设可以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真的因为认为男性更加坚忍就更加重视男性的疼痛吗？或者，至少是在一些情况下，是因为我们更加重视他们的疼痛才会认为他们更加坚忍？后一个假设也可以得到证据支持：女性如果身体疼痛，和男性相比，她们更加可能继续做家务活，承担家庭义务。确实，正如研究者最近观察到的，“对于家庭、工作、家务、自己的疼痛和健康负有过多责任，这似乎会阻碍有病痛的女性恢复健康”。30

上面的讨论并不否认有些男人异常坚忍，但也有异常坚忍的女人。不仅如此，男人们大多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自己的坚忍—例如，在其他男性面前，或者是在一些高度男性化的竞争环境中。在女人和其他照顾他们的人面前，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认为男性更加坚忍的普遍预设意味着他们的疼痛自述会得到更多重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重视是合理的。如果一个有特权的男性自述自己有疼痛感，人们往往会默认他是真的很痛。31因此，他会得到同情和关心，如果提出要求，就会得到医疗护理和治疗。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如果是女性自述有疼痛感，她们很可能会被忽视，上面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同样发生在非二元性别者，以及很多就种族、身体残疾、性取向、阶级，或者就其他种种社会因素而言没有特权的男性身上。当然，相同情况下，受到各种复杂形式的压迫的女性，与在上述方面享有特权的女性相比，情况往往会糟糕得多。

疼痛因此变成了一个见证沉默的集中场所。这个概念是由哲学家克丽丝蒂·多森提出的，指的是“听者不把说话人作为知情人”。32因为听者怀疑或抨击说话人的能力，说话人最后只能被迫保持沉默。她也许会诉说自己的疼痛，但她因为疼痛发出的哭喊声不会得到重视。正如多森所言，这种沉默经常被强加在美国的黑人女性身上。

类似的沉默发生在以下情况：由于对所在社会群体的成员存在普遍偏见，某个人的话无法得到应有的信任。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称之为“证言不公”(3)。我们来看一个她引用的最著名的例子，在电影《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中，玛吉·舍伍德想表示，她怀疑未婚夫迪基·格林利夫可能受到了他的朋友汤姆·雷普利的伤害，她的想法马上遭到迪基的父亲老格林利夫的反对。他对她说：“玛吉，有一种东西叫女人的直觉，另一种东西叫事实。”他认为她的话属于前面那个令人沮丧的类型。格林利夫先生把玛吉视为人们常说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认为她的话不可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女人（及其他少数群体）可能不会被视为歇斯底里或没有资格发言，而是会被看作伪君子或撒谎者。弗里克认为，证言不公的根源在于对某一类人的能力或诚信存在刻板印象。33

上述研究表明，当女人试图证明自己的疼痛时，她们经常被医疗机构基于两个原因忽视—一方面是怀疑她们没有资格而且歇斯底里，另一方面是指责她们是不诚实的装病者。对于那些因为是黑人、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或残疾人而被多重边缘化的女性来说，这些不公正的现象往往要严重得多，有时不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本质的差别。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在《渴望获得医疗资格》一文中，通过对比白人女性和她自己作为黑人女性在产科就诊的经历，密切关注了这里层层交织的不公正现象。用黑人酷儿女性主义者莫亚·贝利创造的术语来说，这叫“厌黑女症”，这个术语表达了美国社会中厌女症和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交叉。34

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拥有多重身份—黑人、残疾者、充当女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的作家贾丝明·乔伊纳的记述。在七年级参加田径训练时，乔伊纳的左下腹开始出现剧烈的抽痛。“这种感觉就像是同时被灼烧和刺伤—我根本无法呼吸。” 她在一篇题为《没有人相信黑人女性的身体疼痛，而这种痛会要我们的命》的文章中回忆了自己的经历。35“我一开始跑步，这种痛就会出现，我会疼得跪在那片枯黄的草地上，捂着肚子，拼命喘气。”乔伊纳的教练认为这种腹痛没有大碍，只是痛经而已。尽管疼得厉害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乔伊纳还是尽量相信她的话。去看医生时，乔伊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实在是太疼了，而且不仅仅是来月经的时候会痛，可她的话又一次没有得到重视。（女）医生告诉她，她这是“反应过度，这种痛很正常”。

当疼痛变得更加剧烈时（后来她发现这种痛至少相当于宫缩的最后阶段），乔伊纳半夜艰难地走到母亲的房间。她的母亲（做了二十多年的护士）只看了女儿一眼，就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乔伊纳再次被告知她只是痛经。她妈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说服工作人员给女儿做B超。在他们很不情愿地做了B超后，才发现她的左卵巢上长了一个垒球大小的囊肿，这个囊肿导致她的输卵管扭曲，变成了一个开瓶器的形状。这个给她带来剧痛的囊肿随时可能破裂，引起心脏血栓，让她丧命。幸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急诊手术救了她一命。但乔伊纳还是失去了左卵巢和输卵管—如果她的说法一开始就得到重视，这些损失是可以避免的。36乔伊纳写道，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对于她这样一个有残疾的黑人女性来说，这只是一次生动的预演，她在美国医疗系统里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经历：

多年来，我被诊断出患有多种疾病，我既是慢性病患者，又是残疾人，但是每一种病都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得到确诊。我这一生从医学界得到的都是否定和怀疑，那些白人医生接受的是充斥着反黑思想的教育，几乎每一次他们都要质疑我身体的病痛，以及我对自己身体的认知。

所以，虽然弗里克的“证言不公”说有助于分析这里的一部分问题，我们可能还是会怀疑这个说法能否充分解释相关的交叉性情况。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把麦克米伦·科顿姆或乔伊纳的经历理解为对女性的歧视，作为身处特定社会环境的黑人女性，她们面临的“证言不公”现象很特别，而且格外恶劣。正如乔伊纳所写的：

是的，从历史上看，女性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她们的疾病不是被诊断为身体或精神上的病症，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而是经常被诊断为歇斯底里……但是，如果我们忽视黑人女性在美国医疗机构内外所经历的特殊厌女现象，我们就是在抹杀历史，是在抹杀黑人女性的身体每天都在经历痛苦和被轻视的历史。37

刻板印象，甚至是关于特定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能否最恰当地解释证言不公的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具体的证言不公的事例）也是个问题。毕竟，对于许多女性来说，她们的证言在某些与医学密切相关的情况下被忽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例如，当她们为自己照顾的孩子提供健康状况证明时。确实，对于受到她们照顾的人来说，女性经常被认为是极其称职、极其值得信赖的看护者，除非被证明她们不称职、不值得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可能因为没有成为“好女人”而受到严苛且迅速的不当的惩罚）。38

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很自然地相信女性，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不会呢（同样是密切相关的情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这个例子中，女性被视为完全有权利（实际上是有责任）提供护理，但没有要求得到护理的权利。设想一下，她是护士或母亲或“保姆”（这里我们可以援引帕特西娅·希尔·柯林斯(4)对黑人女性“主导形象”的精彩剖析，她“慈爱体贴、会照顾人”，她“对她的白人孩子和‘家庭’的照顾多于对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照顾”）。如果是涉及她所照料的孩子的健康，她通常至少会像处于她相同位置的男性一样得到信任。但是如果她是身患病痛的病人—要求别人照顾她，而不是她照顾别人，那么人们就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她，有时候甚至是用惊愕的眼光。人们不会重视她，对她将信将疑，甚至是蔑视。40

那么，问题的核心可能并不是那些有关某些女性群体是否可信的刻板印象—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只有在需要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而且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不值得被重视时，这些刻板印象才会被派上用场。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是认为，女人无权为了她们自己要求得到别人的照顾，或者无权因为疼痛（仅仅因为她感到疼痛，仅仅因为这种疼痛很要紧）要求得到别人的照顾。

根据这一分析，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一个女人显然需要照顾别人的时候，并且是出于被认可的工具性原因—例如，帮助她更好地照顾那些被视为更重要的人。这有助于解释在女性保健方面，一些（表面上）积极乐观但（实际上）令人沮丧的地方。对于许多有特权的白人女性而言，美国的产前护理是比较好的—尽管这是为了胎儿的健康，而不是为了母亲的健康。但在产后护理阶段，却存在明显且本质性的不足，特别是对于有色人种女性来说。安杰拉·加贝斯在《像母亲一样》（Like a Mother）一书中对此做了大量描写。对于像加贝斯这样的有色人种女性来说，她们得到的产前护理往往也不能满足需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很多女同性恋者、酷儿和非二元性别者身上，正如加贝斯所写的那样，她们“知道各种书里讨论的‘正常’或‘一般’孕妇并不是指我们”。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