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工党使用全女性候选名单后显著增加了女性议员的比例。因此，政府拒绝将其合法性延长至2030年以后，无异于复辟英国民主中的男性偏见。也许他们还没有读过女性政治家对立法影响的数据。抑或他们恰恰已经读过。
英国政府拒绝将全女性候选名单适用范围扩大到地方选举，这更令人费解，因为女性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比例更低。英国权力下放的趋势意在将权力还给地方社区（地方政府每年获得940亿英镑经费，在提供女性特别依赖的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女性慈善机构福西特协会委托撰写的2017年报告表明，权力主要还给了男性。[26]
福西特协会的报告发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9个地方议会仍然全部由男性担任内阁成员，而只有33%的地方议会最高行政长官是女性。在英格兰，只有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女性，这个比例在20年里只上升了5%。所有6个新当选的市长都是男性（在最近的利物浦选举中，甚至没有一个主要政党有女性候选人），在权力下放地区只有12%的内阁成员是女性。
福西特报告是我们手头仅有的证据，由于政府没有收集相关数据，所以除非该慈善机构还能继续收集数据，否则不可能监控进展情况。然而，政府拒绝将全女性候选名单扩展到地方或市长选举，其理由居然是“证据基础尚不完善”。[27]考虑到他们也拒绝了妇女与平等委员会提出的各政党收集和公布候选人多元化数据这个最基本的建议（理由是“这样做会造成监管负担”），他们的立场令希望看到一种不那么偏向男性的民主形式在英国立足的人深受打击。
妇女与平等委员会报告中的3项建议涉及实施女性配额制，遭到拒绝不足为奇：英国政府历来反对这种措施，认为它是反民主的。但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政治上的性别配额不会导致无能的女性大举进攻政坛。[28]事实上，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关于工作场所女性配额的研究一致，关于政坛性别配额的研究发现，这种措施至少“在总体上提高了政治阶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性别配额不过是对隐藏的男性偏见的一种纠正，而现行的制度才是反民主的。
一个国家可以采用何种形式的配额，取决于其实行的选举制度。在英国的650个选区中，每个选区都有一名下议院议员。议员选举时使用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议会。由于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因此在简单多数制下，全女性候选名单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纠正男性偏见的方法。
瑞典使用的是政党名单制。在这个制度下，每个选区都由一组按比例代表制分配的议员作为代表。每个政党为每个选区列出候选人名单，按候选人的优先顺序排列。一个政党得到的选票越多，从名单中选出的代表该选区的候选人就越多。候选人的排名越低，其赢得席位的可能性就越小。
1971年，瑞典国会议员中只有14%是女性。[29]社会民主党决定尝试缩小这种差距，于1972年率先建议各选区应该将“更多女性”列入选举名单。[30]到1978年，又发展为建议名单反映女性党员的比例，再到1987年，具体提出了40%的最低目标。这些措施都没有对女议员的当选人数产生显著影响：你可以列出一个50%是女性的名单，但如果所有女性都排在最下面，她们就不太可能赢得席位。
所以在1993年，社会民主党引入了所谓的“拉链式”配额。必须提出两份名单：一份是男性候选人，一份是女性候选人。然后，两份名单被“拉”在一起，就得到了一个男性候选人和女性候选人交替出现的名单。在随后的1994年选举中，女性代表人数上升了8%，[31]而且从那以后从未低于40%[32]（但由于未实施性别配额制的右翼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投票，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与此相比，韩国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选举制度这种看似与性别无关的架构，实际上能对女性代表产生重大影响。韩国实行的是混合选举制度，约18%的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分配，[33]其余议席与英国议会的运作方式相同：在单一成员选区通过简单多数制选举产生。这两套选举制度都使用了女性代表配额。
在2004年的选举中，比例代表制的女性配额从30%增加到50%，女性在韩国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增加了1倍多。这听起来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毕竟此前的女性占比很低，而且，尽管各党派或多或少地坚持在比例代表制系统中采用性别配额，但在单一成员选区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点上，30%的候选人应该是女性，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女性只占新国家党的7%和民主统合党的10%。如果遵守单一成员选区和比例代表制的配额，韩国议会中女性的比例将达到33.6%左右。而目前女性代表的比例为15.7%。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两种制度在遵守配额方面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简单多数制和单一成员选区选举制度是一种零和游戏。[34]赢家通吃一切。因此尽管在宏观层面上，这种制度下的全女性候选名单是对不公平制度的一种纠正，但在微观层面上，肯定会让人感到不那么公平——尤其是对那些甚至不被允许竞争的特定男性而言。
这是两位被否决的工党候选人——彼得·杰普森和罗杰·戴斯-埃利奥特的观点。1996年，两人向英国工党提起法律诉讼，称全女性候选名单违反了1975年的《反性别歧视法》。我们对男性获得的、无形的积极差别待遇已经有所了解，应该知道这恐怕不是该法案的精神之所在。不过，该法在字面上确实如此，杰普森和戴斯-埃利奥特因此赢得了官司。全女性候选名单在2002年工党政府通过法案恢复之前一度被视为非法。2008年，时任工党副领袖的哈里特·哈曼宣布，该计划将延长至2030年。[35]顺带一提，戴斯-埃利奥特最近在法庭上收到一份限制令，因为他给对手议员的妻子寄了一只死鸟。[36]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政治代表比例最高的国家往往采用比例代表制。[37]考虑到这一点，再去看韩国和瑞典的经验，或许英国妇女与平等委员会不应该首先呼吁实行性别配额制度。如果他们真的希望看到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增加，第一个要求也许应该是全面的选举改革。但增加女性代表人数只是成功了一半，因为如果女性在当选后无法有效地完成工作，那么让她们当选就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情况常常正是如此。
克莱尔·卡斯蒂勒霍是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s）领域的专家，她写道，妇女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往往受到限制，因为她们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互惠网络之外。[38]如果男人们形成了幕后的利益交换网络（卡斯蒂勒霍警告说，这在后冲突①的环境中尤其常见[39]），并在“女性无法进入的非正式空间”进行实质性的讨论，那么就算妇女能出席正式会谈也没什么助益。[40]
将妇女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做法很普遍，其中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便是这个偏向男性的系统排除了基于女性参议员生活经验和观点的性别数据，这个方法仅次于直接排除掉所有女性参选者。在2011年对美国立法者的一项调查中，40%的女性不认同“我的立法机构领导人在做出重要决定时，与立法机构中的女性协商的可能性和与男性协商的可能性一样大”这一说法（有趣的是，只有17%的男性不同意这一说法）。[41]同样，2017年一份关于英国地方政府的报告提到“地方政府内部存在拥有实权的非正式网络”，女性“不太可能参与其中”。[42]
但是，男性政治家们想要排挤女性，不必非得逃到全男性的安全空间。在男女混合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也确实会采取各种策略来削弱女同事的地位。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打断女性的平均概率是女性打断男性的2倍多。[43]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一场90分钟的电视辩论中，唐纳德·特朗普打断了希拉里·克林顿51次，而希拉里·克林顿打断了他17次。[44]而且不只是特朗普：人们发现记者马特·劳尔（此人后因多次性骚扰指控而被解雇[45]）打断希拉里的次数比他打断特朗普的次数更多。他还“更经常质疑她的言论”，[46]然而希拉里被证实是2018年大选中最诚实的候选人。[47]
另一个伎俩是以屈尊纡贵的姿态对待女性，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2011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工党议员安吉拉·伊格尔的那句“冷静点，亲爱的”。[48]在各国议会联盟2016年关于女性政治家遭遇性别歧视、暴力和骚扰的全球研究中，一名欧洲议会议员说：“如果一个女人在议会中大声说话，人们会用手指指着嘴唇‘嘘’一声，好像把她当小孩看。当男人这么大声说话时，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49]另一位议员指出：“我经常被问及，我想说的话是否非常重要，是否可以忍住不要上台发言，就连党内的男同事也会这么问。”有些策略则更为厚颜无耻。阿富汗国会议员法齐亚·库菲告诉《卫报》，男性同事用恐吓的手段让女议员噤声——当这种方法失败时，“领导层会直接切断我们的麦克风”。[50]
一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某国的国会议员（报告中只列出所在地区，因此女性可以匿名）告诉议会联盟，议长曾向她的一名女同事施压，要求其与之发生性关系，这突显了由单一个人（通常是男性）掌控议会发言时间的隐性性别问题。在这位女同事拒绝后，“他再也没有给她在议会中发言的机会”。一位来自亚洲某国的国会议员解释说：“我在议会的第一个任期，议会当局总是引用男性的发言，在发言时也会优先考虑男性。”
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总结说，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性别歧视、骚扰和暴力是一种“不分国界、在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该报告发现，66%的女议员经常遇到男同事的厌女言论，程度从侮辱（“你更适合演色情电影”）到威胁（“她需要被强奸，这样她就知道外国人是怎么做的”）不等。
政治虐待是一个明显的性别化现象。[51]2016年民主党初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收到的辱骂性推文是伯尼·桑德斯的近2倍。最常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词是bitch（婊子）。Bitch也是关于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的推文中最常见的词语，在2010年到2014年间，她被辱骂的次数是她的政治对手陆克文的近2倍。一名欧洲议员告诉议会联盟，她曾于4天内在推特上收到500多条强奸威胁信息。[52]另一名妇女收到了她儿子的信息——“他的年龄、就读的学校、班级等——威胁要绑架他”。
有时还不“仅仅”是威胁。在议会联盟调查的女议员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遭受过一种或多种性暴力行为”，三分之一的人目睹过对女同事的性暴力行为。在2010年阿富汗大选期间，几乎所有的女性候选人都接到过恐吓电话，[53]该国的一些女议员因此要求24小时的保护。[54]阿富汗议员法齐亚·库菲2014年告诉《卫报》：“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5]一年后，她的一名女同事死于汽车炸弹袭击——这是阿富汗3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针对女性政治家的致命袭击。[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