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育科技领域，将人类默认为男性似乎特别普遍。最基本的：跑步机上的卡路里消耗量计数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完美，但对普通男性来说会更准确，因为它是基于男性的平均体重计算的（大多数健身器械的默认卡路里计数都针对体重70公斤的人）。虽然你可以改变体重设置，但在计算时仍然依照男性的平均卡路里燃烧量。相比男性，女性通常脂肪更多，肌肉更少，各种肌肉纤维的比例也不同。这意味着在基本水平上，即使考虑到体重差异，男性平均消耗的卡路里也比同等体重的女性多8%。而跑步机无法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可穿戴设备的出现会大大改善现状。一项针对12种最常见的健身监测仪的研究发现，这些仪器低估了家务劳动中74%的步数［误差最高的是欧姆龙（Omron），而它对正常步行或跑步的误差值都在1%以内］和34%的卡路里消耗。[22]有趣的是，Fitbit显然没有考虑到女性在推婴儿车这项极其常见的活动中产生的移动（没错，男人当然也推婴儿车，但没有女人推得那么频繁，因为女性承担了全球75%的无偿看护工作）。另一项研究发现，可穿戴设备大大高估了卡路里消耗量。[23]这项研究非同寻常地涵盖了近50%的女性参与者，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按性别分类数据，因此不可能知道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技术开发人员甚至忘记了女性，尽管她们可能是潜在的主要客户。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占59%，其中76%独居，这表明女性对跌倒检测设备等辅助技术的潜在需求更大。[24]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表明，老年女性不仅比男性更容易摔倒，而且摔倒时也更容易伤到自己。[25]对美国急诊部门一个月的数据分析发现，在22 560名因跌倒受伤的病人中，71%是女性。女性的骨折率是男性的2.2倍，女性的住院率是男性的1.8倍。[26]

然而，尽管可以说女性有更大的需求（还有研究表明，女性跌倒的原因、方式和地点都与男性不同），性别分析在这项技术的发展中却缺失了。一项统合分析调查了53项针对跌倒检测设备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一半描述了参与者的性别，更不用说提供按性别分类的数据；[27]另一项研究指出：“尽管有大量关于老年人跌倒的文献，但我们对特定性别的危险因素知之甚少。”[28]

2016年智能数据工程与自动化学习国际会议的记录指出：“老年人不愿使用跌倒检测设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尺寸”，并建议使用手机作为解决方案。[29]但这对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因为正如其作者自己指出的那样，女性往往会把手机放在手提包里，“在这种情况下，跌倒检测算法很可能会失败，因为算法接受的训练是通过靠近躯干的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摔倒”。

单凭承认了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论文作者非同寻常。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惠特尼·埃琳·贝泽尔是“自我量化”社区的一员，该社区承诺“通过数字来实现自我认知”。这些数字通常是通过手机上的被动跟踪应用程序收集的，最典型的数据是每天的步数。但这一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你的口袋大小：“开会的时候总有男人站起来，说什么你的手机一直在你身上，”贝泽尔告诉《大西洋月刊》，[30]“所以我每次也都会站起来跟他们说：‘嘿，说到这个一直在你身上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而这是我的裤子。’”

设计被动式追踪应用程序，想当然地认为女装口袋足够容纳手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女装里加上大小合适的口袋（我怒气冲冲地在键盘上敲出了这段文字，因为我的手机刚从口袋里掉出来，砸在地板上，这已经是我第一百次摔手机了）。然而，与此同时，女性也在使用其他的解决方案，如果技术开发人员没有意识到走投无路的女人们正在另辟蹊径，他们的开发可能会失败。

开普敦的一家科技公司就落入了上述陷阱：他们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帮助社区卫生工作者监测携带阳性艾滋病毒的患者。这款应用“满足了所有可用性需求：它易于使用，适用于本地语言”，并解决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区卫生工作者“对使用它的前景感到兴奋”。[31]但这项服务在推出后却遭遇了滑铁卢。公司多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感到迷惑不解——直到一支新的设计团队接管了这个项目。这是一支碰巧有一名女性成员的队伍。这位女士“只用一天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为了每天更安全地前往病人居住的乡镇，女性卫生工作者都将贵重物品藏在内衣里。但手机太大了，塞不进胸罩。

谷歌资深研究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尔说，性别会影响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她在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表示，将人工智能开发人员限制在一个性别，会让企业处于“短视的境地”。[32]微软前用户体验主管盖娜·威廉姆斯对此表示赞同。[33]在一篇名为《你确定你的软件性别中立？》的博文中，威廉姆斯解释说，所有的产品设计都得先从决定解决哪个问题开始入手。这完全是个人感知上的问题：当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决定给他们的太空导航机器人瓦莱丽配上双乳时，这能解决什么问题？[34]

关于性感机器人，即使男性确实发现了一个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没有女性的参与，他们就能想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亚历克·米纳森认为自己有权享受性爱而不得，为了报复，他开着租来的面包车在多伦多街头横冲直撞，导致10人身亡。《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性的再分配》的专栏文章，主张性爱机器人可以帮助那些无法说服女性与之上床的男性走出困境。不过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辩称，解决方案不该是机器人，而是挑战男性的性权利。

最终我们会得到什么技术（我总是怀抱希望），完全取决于谁在做决定。和风险投资家的世界一样，科技行业也是由男性主导的。玛格丽特·米切尔称其为“男人帮”问题。[35]在过去5年里，曾有十来名女性和“数百位”男性与她共事。纵观全美的“专业计算”行业，女性占据了其中26%的工作岗位，相比之下，在美国全部的劳动力大军中，女性占据了57%的工作岗位。[36]而在英国，女性占STEM行业劳动力的14%。[37]

除了大量性感机器人，“男人帮”还催生了“PR2巨型机器人研究原型”等产品。计算机科学家、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刘泰莎在机器人研究实验室柳树车库工作时见识了PR2。它重达“几百磅——比一个身形瘦小的女人重得多——而且它有两只大胳膊。看起来真的很吓人。如果没有恰当的控制，我压根不希望这些东西靠近我”。几年前，在我采访机器人专家安吉丽卡·林的时候，她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她在斯洛文尼亚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一个机器人，只要你向它挥手，它就会过来跟你握手。她向这个加上轮子有1.76米高（美国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64米）的机器人挥手，而机器人慢慢转向她，伸出手，然后“快速地向我冲来”，吓得她往后一跳，尖叫起来。

可以对比一下这些例子和技术记者阿迪·罗伯逊试用的VR头盔。[38]头盔本来是用来追踪她的视线的，但对她不起作用——直到一名员工问她是否涂了睫毛膏。“几分钟后，它被完美地重新校准，而我很惊讶——不是因为这样就管用，而是因为居然有人想到解决化妆的问题。顺带一提，这是为数不多我报道过的、由女性创始人创办的VR初创企业之一。”她写道。

然而，大多数VR公司并不是由女性创立的，因此其体验往往自带男性偏见。和网络世界的其他领域一样，VR游戏看来也存在性骚扰的问题——该领域的男性开发者偏偏经常忘记解决这种问题。[39]

作者兼游戏玩家乔丹·贝拉米尔在多人模式下尝试VR游戏QuiVr的时候被一个叫BigBro4 42的用户性骚扰。[40]“虚拟”让人听着好像它不是真实的——但对贝拉米尔来说却很真切。这不奇怪。VR的本意就是让人产生真实的感觉，它可以成功骗过你的大脑，因此正被人用来研究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恐惧症，甚至幻肢综合征。[41]

在这里得为QuiVr的男性设计师说句公道话，他们在读到贝拉米尔的博文后做出了出色而积极的回应。[42]他们立即重新设计了“个人泡泡”（如果其他玩家的手靠近你的脸，他们的手就会消失），让泡泡覆盖全身，这样就不可能被人上下其手了。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指出的，虽然他们在设计出泡泡时想到了“一些蠢蛋会试图用手挡住你的视线并破坏游戏”，但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功能扩展到保护身体的其他部分。他们不禁自问：“我们怎么会忽略如此明显的事呢？”

老实说，答案相当简单。QuiVr的设计师亨利·杰克逊和乔纳森·申克显然都心怀善意，不希望将女性玩家拒之门外。但这是谢尔盖·布林和孕期停车场事件的翻版：即使最优秀的男人也不知道，一个人带着这具身躯穿行于这个世界，其他人却把它当成完全开放的游乐场，会是什么感觉。而杰克逊和申克并不需要每天都面对这些，所以他们会忽视“如此明显的事”也毫不奇怪。

男性暴力远不是让女性远离虚拟现实的唯一问题。从超大号的头盔，到研究表明VR导致女性出现头晕症状的程度远超男性，[43]再加上它狭窄的电脑屏幕使得男性完成需要空间意识的任务更有利，[44]种种问题导致VR仍然是一个对女性不那么友好的平台——因此女性用户可能更少。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女性在使用VR时更容易头晕，但是微软研究员达娜·博伊德进行了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45]人眼依靠两条基本线索来确定深度：“运动视差”和“阴影形状”。运动视差是指一个物体看起来是大是小取决于你离它有多近，而阴影形状是指一个点的阴影随着你移动而改变的方式。虽然3D VR在绘制运动视差方面做得很好，但在模拟阴影形状方面仍然“很糟糕”。

这种差异造成了VR效果上的性别差异，因为正如博伊德所发现的那样，男性“明显更有可能”依赖运动视差来获得深度感知，而女性则依赖阴影形状。这样一来，3D环境发出的信息信号确实更有利于男性感知深度。问题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身上测试3D VR，我们的阴影形状技术是否还会如此落后？

明尼苏达大学运动学教授汤姆·斯托夫雷根对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晕3D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他说，经典理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感官刺激上”。这个观点是，你的内耳所感与你的眼睛所见并不匹配。“这一点没错，”斯托夫雷根说，“但它并不是唯一改变的东西。传统理论没有提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你需要做哪些改变来控制你的身体。”

在一天的日常活动中，你的身体会不断做出微小调整以保持稳定。当你站立时，当你坐下时，当你走路时，莫不如此。但是当你身处移动的环境中——比如一辆车里，或者一艘船上——你身体的稳定性被打破了，就需要做些什么来保持稳定。因此，斯托夫雷根说：“你的身体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移动，而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做。”他说，就像汽车和轮船一样，VR会破坏身体的稳定性。因此使用者会出现晕动病症状。

到目前为止，VR行业对斯托夫雷根的研究无甚兴趣。他说：“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他们在解决问题时走错了路，“设计VR的人认为它只是你摆在眼前的一个物体，它与你眼睛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这么想，他们会觉得不合逻辑”。但他说，VR开发人员必须明白，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把屏幕放在人们眼前——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事实都是如此”。

VR开发人员还必须开始系统地收集数据，并按性别分类。斯托夫雷根解释道：“VR中关于晕动病的大部分数据都只是坊间传闻，而且数据都来自这些公司的员工，他们自己使用VR系统，或者在计算机技术会议等场合试用VR系统。所以这些数据杂乱无章，而且大部分来自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