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十章里“饭塚事件”的后续，我也想在此稍作介绍。

二〇一四年三月，福冈地方法院做出驳回再审申请的决定。审判长平塚浩司几乎全盘采纳了检方的主张，对辩护团的疑问持否定态度，确切地说，是连谈都不谈。那天，辩护团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认为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反正死刑都已经执行了。

在辩护团的众多主张中，唯有一点被法院承认——对科警研DNA型鉴定的疑问。法官判定：“现阶段，案件当事人与凶手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无法直接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

可是，福冈地方法院最后依然得出结论：“排除鉴定结果后，仍有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这个判决令人诧异。

如果一个重要证据被认定为“无法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接下来应该开始再审才对。

DNA型鉴定显示，被害人与久间三千年有直接接触。如今排除了这个证据，久间与被害人的直接联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目击证词与车内残留物等有限的证据。可法院却认为这些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从始至终都否认有罪的久间在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中这么写道：

除了DNA型鉴定，他们还实施了纤维鉴定，可这不足以成为关键性证据，因此，DNA型鉴定会极大地左右审判结果……

这就是被判死刑之人的认知。

如果法院不是在执行死刑后，而是在执行死刑前就做出排除DNA型鉴定结果的判定，法务大臣还会毫不犹豫地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吗？辩护团说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并非空口无凭。

随后，久间的妻子与辩护团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即时抗告。

去年冬天，我去了一趟韩国首尔。

“饭塚事件”的采访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死刑的封闭性。第十章中我曾提到被涂黑的文件，从起草文件到执行死刑，全部在密室中完成。旧东京监狱的刑场曾对外开放，但我没有进去看过。

我曾乘坐直升机，想从上空拍摄刑场——旧东京监狱角落里一处独立的建筑。这个小小的建筑位于被称作“鬼门”的东北角上，连环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大久保清等死刑犯就在此被行刑。我可以从高空拍摄建筑，可密室内部长什么样我却不知道。

我在一个意外的地方知道了答案——首尔。

西大门刑务所遗址位于露出白色岩石的山顶下，一排红褐色砖墙围住一栋古老的建筑。如今这里作为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看到当时的漆黑牢房与拷问室。这个禁止拍照的独栋小屋，与旧东京监狱的刑场完全一样。

从一个带有十字窗棂的推拉窗向内看去，墙上钉着木板，有一个木制祭坛，还有褐色的长椅，也许是供检察官与所长落座。而眼前这个仿若小舞台的地方，正中央有个一米见方的踏板，顶上有个白色绳圈。

我绕到屋子背面。从滑轮延伸下来的绳索缠绕在墙上的金属部件上，可以根据死刑犯的身高来调整绳索长度。地上还立了一根木头手柄，手握之处黑得发亮——那是无数次使用后留下的痕迹。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执行死刑？又有多少人含冤而死？

本书中提及的“饭塚事件”引起了特别的反响，我在此一并记录。网上有很多匿名评论：“久间绝对有罪！”“看判决书就知道他是凶手！”这些评论认为“足利事件”是冤案，而“饭塚事件”不是。评论里长篇累牍地引用判决书中的内容，批判那些怀疑DNA型鉴定的报道与书籍（我的书当然也无法幸免）。

评论中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如“推定无罪”“诱导”“供述调查书”“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的评价”等，似乎是精通刑事审判的人写的。他们盛赞本书中“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部分，却对“饭塚事件”相关内容展开猛烈抨击，令我十分疑惑。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评论的IP地址都来自福冈县，应该是司法领域中与“饭塚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干的。那一秒，我深刻感受到了此事的水有多深。

此外，我还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鲁邦”的评论：“鲁邦”究竟是谁？他住在哪里？你是如何追踪到他的？你应该多写一些他的特征吧？

我在执笔之初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声音。“鲁邦”的细节特征让我相信他就是凶手。我最想写的也正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