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与无辜是不一样的。无罪，是法院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的标准；而无辜，则是无犯罪事实，与犯罪完全无关。

这个消息是野中记者获取的，很可能是个重磅独家。它的分量太重，不能仅靠一条消息就报道，必须慎重证实其可靠性。

我冷静下来，意识到这个消息介于能报道与不能报道之间。

这次的再鉴定，是东京高等法院接受即时抗告后，委托法医学者实施的，直接影响到法院是否再审的决定。在这个阶段，如果媒体先于法院把再鉴定的结果告知大众，不一定会把事态引向正确的方向，稍不留意甚至会全盘皆输——“媒体抢先知道结果是很大的问题。”之前，宇都宫地方法院就以鉴定的毛发不知来源为由，拒绝了再审申请。

我必须慎重对待，以免追悔莫及。

我决定先验证消息的可靠性。经过多方查证，我得知检察厅与警察厅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受到极大的震动。曾经信心十足的栃木县警方都在为如何应对而发愁。

可是，法院还一无所知，连辩护团也不知道。我担心如果不趁早让真相大白天下，这些事实会默默消失于黑暗之中，那样就真的追悔莫及了。关于“鲁邦”的证词不就是这样吗？更何况DNA型鉴定不一致的结果对科警研，甚至对警方、检方而言，都非同小可。

时间紧迫。既然这个消息在霞关已经人尽皆知，若是因为我导致头条被抢，错过最佳报道时机，就太对不起野中记者了。

但我无法独吞这个报道。

只剩一个办法了。

接到野中记者电话的一周后，四月二十日，我获知共同通信社要刊登这条消息，预计在晚上十一点发稿。有些报社已经停了印刷机，在等共同通信社的快讯。与此同时，《东京新闻》作为共同通信社的加盟报社，已经派出采访记者。

时机已经成熟。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写好播报稿，把影像准备好，等待共同通信社吹响号角，刊登快讯。紧接着，各个报社的记者开始四处采访取证。在其他电视台还来不及报道，报社的印刷机也没开始转动之时，我们在晚间十一点档的《NEWS ZERO》中播出这条独家新闻。

如此一来，日本电视台可以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传播开，共同通信社也已发稿，业界对日本电视台独占鳌头的感觉就会弱化。

当晚，《NEWS ZERO》节目一开始，立刻播报了共同通信社发布的消息——《快讯：“足利事件”DNA型再鉴定结果不一致》。

栃木县足利市发生的杀童案中，已经被判无期徒刑的服刑人请求再审，针对此请求，相关部门破例实施了DNA型再鉴定。记者采访知情人后得知，被害人衣物上残留的凶手DNA型与服刑人的DNA型并不一致。

一段一分四十二秒的播报。我既不愧对野中记者，也不会破坏整个案子的进展。

五月八日，法院公布了“足利事件”DNA型再鉴定结果，其他媒体立即蜂拥而至，原本安静的渡良濑川河畔站满了携带长枪短炮的记者，对菅家辩护团的采访请求络绎不绝。一些报社开始查证菅家被捕时本社做出的新闻报道。

下一次节目就做与“确定再审”相关的内容吧。

菅家被捕的关键——自供与DNA型鉴定，自供疑点频出，又被菅家本人推翻，证据价值大大削弱；如今被称为“绝对证据”的DNA型鉴定也土崩瓦解了。

只要确定开始再审，菅家百分之百会被无罪释放。

可我却感觉到一些蹊跷的动向。

科警研在愤愤不平。

此次的再鉴定，主要采用被称为“STR法”的鉴定方法。STR是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的缩写，指DNA分子以二到六个碱基对为单元重复排列而成的片段，可查多个基因位点，精度大为提高。以这种鉴定方法判定出凶手与菅家的DNA型不一致，证明了当年科警研实施的MCT118法有误。可科警研不愿承认，“当时的鉴定技术无法达到很高的精确度，会出现一千人中几个人DNA型一致的误差。这次的STR鉴定法做了更精确的检测，才将凶手与菅家的DNA型区分开。”

简单点说，科警研的逻辑是，新的鉴定方法证明两人的DNA型不一致，只能说明精确度提高了，并非旧方法有误。

那为何不用旧的MCT118法再做一次？可检方回避了。开始再鉴定之前，东京高等检察厅递交法院的《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中有这么一段话：

实施MCT118法的DNA型鉴定毫无意义，有弊无利，因此反对。

他们还说，如果再鉴定，“最好用市售试剂实施STR鉴定”，“123bp Ladder Marker已经不能使用，当时是人工鉴定，电泳时间与进行电泳的凝胶板条件等都非常严苛，如今无法再现当时的鉴定手法”。

同时，MCT118法查的是长的碱基序列，若使用劣化的陈旧试样，DNA很有可能断裂，鉴定会遇到技术难题。

即便如此，本田教授仍实施了MCT118法鉴定。他认为STR法是主力，但也应该试试当年的MCT118法，不过是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他特意定制了早已停产的MCT118法试剂，反复检测后开始实验。

我们来重温一下之前的鉴定结果。比照当年的科警研鉴定与其后发表的论文，菅家与凶手的DNA型最初是“16-26”，之后由于标记物的更改，变成了“18-30”（后续若无说明，则一直采用新标记物下的数值）。可一九九七年辩护团悄悄委托押田茂实教授实施再鉴定时，押田教授得出的菅家DNA型是“18-29”。

此次，本田教授以MCT118法得出的鉴定结果也是“18-29”。

这么看来，科警研的逻辑是说不通的。菅家与凶手在MCT118法下的DNA型根本不一致。

更令人震惊的是，根据本田教授的鉴定，从衬衣上验出的凶手DNA型是“18-24”。那么科警研当时鉴定出的“18-30”型去哪儿了？

得知鉴定结果的佐藤博史律师在记者见面会上大发雷霆：“之前科警研在论文中将26型改为30型。可这次鉴定结果显示凶手的DNA型是24。这是鉴定技术上的重大失误，他们的鉴定简直是胡闹！”

本田教授也做了说明：“鉴定刚开始，菅家与凶手的DNA条带就错开了，我看了不禁后背一凉。科警研居然会犯这种错。我重复鉴定了四百多回，结果都是一样的。”

本田教授不仅在鉴定书中写了STR法鉴定结果，还写上了MCT118法的鉴定结果。

这份鉴定书一递交，科警研便开始在意见书中猛烈抨击。我之前说的“蹊跷的动向”指的就是这个。

此前，本田教授曾多次接受警方和检方的委托实施DNA型鉴定，作为证据递交法院。但这次科警研不仅不承认凶手和菅家DNA型不一致，还否定了本田教授的鉴定：

在样本获取、DNA提取、PCR增幅及型号分析等检测技术的质量管理，以及检测结果的解释上，本田的DNA型鉴定技术是不过关的，这些鉴定书在检测技术与理论构成两方面都不足为信。因此，（中略）不应被采纳。

这份意见书措辞异常激烈，继续攻击：

即便鉴定过程无可挑剔，检验出的DNA型也可能并非来自精子。

我们可明确指出，其间混入了女性的24型。由此可见，鉴定书将MCT118法检测出的“18-24”型定为男性的DNA型是错误的。

科警研说本田教授从衬衣上检测出的“18-24”型并非来自凶手，而来自一名女性。按照他们的逻辑，“18-24”型可能是被害人小真实或其母亲松田女士的DNA型。

有了科警研的分析，检方认为“本田鉴定在方法上存在疑点，整体缺乏可信度，因此，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五条第六项规定，此鉴定不可作为无罪证据”，并将一份共计十二页的意见书递交法院。

曾被多次委托实施DNA型鉴定的本田教授居然被检方认为“整体缺乏可信度”，真是荒唐。

他们如此拼命反击，大概是因为科警研的MCT118法鉴定一旦推翻，之前将其作为证据的其他案件就有翻案的可能。

“18-24”——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鉴定书上的这个数字组合。这是我与“18-24”的初次相遇，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组数字有多重要。

同一时间，检察厅联系了松田女士。

“时隔十七八年，他们给我来信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菅家被捕后再无音讯的检察厅突然出现，让松田女士十分诧异。

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是平成二年令千金遇害案的负责人。您可能已经从报道中获知，作为程序的一环，法院实施了DNA型再鉴定，得出作为有罪证据的DNA型与服刑人菅谷的DNA型不一致的结论。敝人希望能当面向您说明此程序的进度，特写信叨扰。

他居然把菅家的名字写成了“菅谷”！

不过对于检方请出家属的做法，我其实早有察觉。

就在数天之前，检方开始了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调查，要鉴定当时的侦查人员的DNA型。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污染”。

他们认为，鉴定用的试样可能被污染。本案中，被害人小真实的衬衣只要被第三人接触过，就有可能附着非涉案人员的DNA。

检方想要确认这次再鉴定从衬衣中检测出的DNA型究竟是不是凶手的。他们不遗余力地验证这种可能性，恰恰说明DNA型不一致的结果对他们是一大打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中，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另一起案件的凶手DNA型完全一致。简直是栃木县警察局的噩梦！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栃木县今市市（今日光市），一个七岁女孩被诱拐，遗体在茨城县被发现。这就是“吉田有希事件”。

从遗体身上发现的男性DNA型被认为极有可能来自凶手。可此次对“足利事件”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却发现，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之一致。

引起这场误会的就是“污染”。小有希的尸体被发现后，这位侦查队长赶到茨城县警察局，发火时将唾液喷到了遗体上。之后鉴定人员提取了唾液的DNA，将其视为“凶手的DNA”。

得知这出闹剧后，我立即明白为什么检方要给松田女士寄那封信了。

他们想调查“污染源”，鉴定被害人家属的DNA型。检方与科警研断定本田鉴定中发现的“18-24”型来自女性。那么，除了小真实本人的DNA型，与小真实一起生活的母亲的DNA型也必须要调查清楚，毕竟家人的DNA很可能通过接触或者洗涤衣物等方式附着在衬衣上。

我请求松田女士让我同行。

我们的采访团队在附近待命，松田女士走进一栋与法院毗邻的灰色建筑内，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正在里面等她。检察官问候完松田女士后，用十分钟向她解释了再鉴定的情况，然后进入正题。

“两位鉴定人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实施鉴定，完成了鉴定书，结论是衬衣上的DNA型与菅家的不一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解读这份鉴定书，总不能因为对方是了不起的教授，我们就得照他们说的做……”

他的意思是，DNA型鉴定结果虽然不一致，可菅家不能轻易被释放。

“试样来自一件二十年前的衬衣，其间很多人都接触过它，很可能留下与案件无关之人的汗水。也有可能这次用最新技术发现了令千金的DNA。也就是说，检出的DNA型不一定就是凶手的……”检察官解释了半天，就是想请求松田女士配合，鉴定小真实与她自己的DNA型。

松田女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一旁的鉴定科人员立即采集了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之后又到她家中借走了小真实的脐带。

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会面结束后，她将整个过程告诉了我。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现在才来提取松田女士的DNA，说明案发时，科警研很有可能在不了解被害人与相关者DNA型的情况下，就锁定了凶手的DNA型。他们其实做了一次风险极高的鉴定。

还有一件事，让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对话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她将自己对检方的想法说了出来。

案发以来，被害人家属一直被检方忽视，当天会面之前，检方既无联系也无任何解释。家属们一直坚信被捕的菅家就是凶手。可现在，他们突然被告知DNA型再鉴定的结果不一致。

“实在太奇怪了，人人都知道DNA型不同就是不同。如果是哪里出错了，请务必追查下去。”

同时，针对检察官提及菅家时直呼其名的行为，松田女士说道：“是菅家先生。请允许我为他加个敬称。菅家先生若是无罪，我希望你们能尽早查明真相。如果是侦查出错了，你们应该向他道歉。谁都会觉得这整件事很不正常。”她继续说：“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

被害人家属像训孩子一般训斥了检察官。这正是只要逮捕凶手便万事大吉的司法机关与渴望知道真相的家属之间最大的差别。

五月三十一日，我在《番记者》节目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随后在多个节目中将松田女士那句“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以及迟来的被害人鉴定消息播报了出去。

《番记者》播出后第二天，菅家的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强烈谴责检方。我站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心情复杂地听着辩护团的发言。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被害人家属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辩护团不断发声……检方已经四面楚歌。

六月四日，即被害人鉴定的报道播出四天后，我站在电车上，手握吊环，继续进行着我的采访。这时手机响了，我低头一看，屏幕上出现了松田女士的名字。

我下了车，在一个陌生的站台，听见她冷静地一字一句告诉我说：“刚刚检察官打来电话，说今天下午释放菅家先生。”

我握着手机，呆住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有天会从家属口中听到这句话。

我们又交谈了几句，相互道谢后挂了电话。我当即联系各方。日本电视台负责司法的记者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要第一时间快讯播报《服刑人菅家将于本日释放》的新闻。我又致电辩护团，他们还未做好接菅家的准备——如何将菅家从监狱带出，是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媒体肯定会将千叶监狱围得水泄不通。

而这种时候，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我怎么能干等着看菅家出狱的影像呢？我一定要亲眼看到菅家被释放。

千叶监狱已经大变样了。

原本安静肃穆的大门口搭满了架梯，摄影师与记者来回走动。有好几台新闻直播车支起了天线，记者们手拿话筒或笔，口里叫嚷着什么。现场甚至出动了警察，他们吹着哨子在疏导交通。

我一回头，看到衫本纯子在冲我笑。这天早上，她申请与菅家会面，再次被拒，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最早出现在监狱的人，有机会把摄像机架到了最佳位置。

菅家必须乘车离开监狱，倘若步行离开，必定会在监狱门口引起骚动。我与辩护团商量，请他们向监狱申请，准备一辆商务车来接菅家，毕竟他还带着不少行李。

在媒体的注视下，佐藤律师与西卷女士进入监狱。等了好久，终于迎来这一刻。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我不禁回想起佐藤律师在这里落泪的情景。

片刻后，我乘坐商务车驶向监狱。好几台采访直升机在头顶上方盘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那堵红色的围墙离我们越来越近。铁门缓缓打开，刚好够我们的车进入。

所有媒体都在拍摄这辆车，也许主持人正在解说：“一辆车驶入了高墙，似乎要迎接菅家出狱。”

进了大门的车子在刑务官的指引下停在了一栋楼前。不久，刑务官们从大楼内鱼贯而出，车门突然被拉开，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将好几个纸箱递了过来。都是菅家的私人物品，应该也有我和菅家通信的信件。

我接过箱子，将它们堆放到车子的后部，安置妥当。

没过多久，铁门嘎吱一声开了。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头白发，然后是大镜片金属眼镜和灰色格纹夹克——菅家利和走出来了。

我站在车前自报家门，与他握手。

“就是你啊，非常感谢你！”

菅家说完，一直握着我的手，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住地点头。镜片后面的眼睛泛着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