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侦查工作进展缓慢。

连环案件不见侦破，家长们开始担心同类案件再次发生，恐惧情绪在蔓延，对警察的批判也愈演愈烈——“已经第三个孩子遇害了，还没抓住凶手吗？”这类案件不同于仇杀，多属于偶发，侦查工作无法从被害人的人际关系入手，这是侦查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长期的排查也让不少市民背上嫌疑。

足利市的商业街上，一位中年店主低声对我说：“当时刑警们到处打听情况，三个案子一个都没侦破，他们很拼命。他们来了这里很多次，打开一盒香烟让我抽，我刚抽一口，他们就把那根香烟带回去了。这是在用唾液查血型呢。大家怕拒绝抽烟会惹上嫌疑，都乖乖照做……”

仅仅因为是B型血便受到警方怀疑的人们往往暴跳如雷。警民关系十分紧张。

连续三起案件未侦破，警察厅不可能坐视不理。刑事局侦查一科科长山本博一造访了侦查本部。随后，刑事局长也视察了现场，鼓励县警察局的侦查队长。案发三个月后，山本博一“空降”栃木县警察局，出任本部部长，坐镇侦查前线指挥工作。据说山本是推动当年“一一七号”即“宫崎事件”破案的关键人物。当时的报纸还刊登了他的言论：“十年间，三个本该有大好未来的孩子接连丧命，此案事关日本警察的名誉，必须重点侦办。”（《朝日新闻》九月六日）

警察厅的焦虑真切可感，作为上级机关下达这样的指示，更令现场办案的地方警察压力巨大。

我找到了当时的一位侦查队长，案发后他在最前线指挥侦查工作。站在他家门前按响门铃后，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出来。

我递上名片，直奔主题。“我想问问您‘足利事件’的事……”

“我早都不记得了。为什么你现在还来问这个？”

我简单向他说明，因为服刑中的菅家提出了再审申请。

他已经退休了。当时作为侦查队长之一，上头要求彻查案件，令他处境艰难。他一脸厌烦地开口说道：“我当上刑警后，办的都是大案子，可是警察厅的那拨人每次开会都指着我的鼻子骂，说什么‘这三起案件什么时候才能破’，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警察厅告诉他们，这三起案子不侦破，破了其他案子也不管用，当时的警视厅已经逮捕了宫崎勤，栃木县警察局如置炭火之上。

当我提及菅家，这位侦查队长颇为自信。“抓捕前我就认定他是凶手。大家不都认为三起案子是一个人干的吗？”

我问他案发当日是否有目击者在案发地附近看见菅家。

“没有，一个都找不到。我们在那一带仔细盘查过，就是找不到目击者。原因嘛，想来是菅家个子太小，太不引人注意了。”

我又拜访了其他几位侦查队长。

“上头的指令很简单，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把凶手抓捕归案。我们认真地侦查了，从调查过去的犯罪记录起，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了，竭尽全力。可嫌疑人总是锁定了又被排除。一个住在本市、B型血、疑似萝莉控的男人。B型血的人实在太多，我们逐一排查。大家都有不在场证明，行为怪异的人也都被排除了……最后只剩下他。”

那个人就是菅家。

为何会注意到菅家呢？他回答，是由于一个警察的走访调查。“我们有个非常优秀的警察，就是他打探出来的。真不得了，一个隐蔽的出租屋里堆满了萝莉控影片啊！”

那里住着一个只在周末才会回来的可疑男人。一得知这个消息，附近巡查岗亭的警察就去走访这户人家。一进屋就看到了电视、录像机和大量成人录像带。

在巡查警察看来，这是个生活作风可疑的男人，他立即向侦查本部报告了情况。这个小小的出租屋变成了“隐蔽住所”。菅家接受了讯问，他的血型正是B型。

“还有，凶手不是对孩子那个吗？那男的就是幼儿园的校车司机啊。”

能接触到儿童的幼儿园校车司机，这个职业更加可疑。侦查员开始暗中跟踪菅家。

“虽然他时不时出入弹珠游戏厅，但并没有显示出犯罪意图，例如跟女童搭讪之类……”

菅家没有任何犯罪前科，规矩得连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都没有。

刑警前往菅家任职的幼儿园调查。幼儿园的经营者听说菅家成了杀害女童的嫌疑人，立刻解雇了他。失业的菅家只得依靠存款度日。

侦查陷入僵局。可是，大家无论如何都无法放弃这“最后一人”。为了获取线索，侦查员从垃圾堆捡回了菅家扔掉的超市购物袋，里面的垃圾成了菅家被捕的导火索。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清晨，案发一年半后。

三个侦查员进入菅家的出租屋将他带走，在足利警察局的审讯室中对他严厉审问。

面对菅家的坚决否认，刑警说：“如今可是科学侦查的时代了。”

刑警捡回的垃圾袋中有空咖啡罐、香烟盒、烟蒂、纸巾等物。警方从中得到菅家的精液，实施了DNA型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菅家与凶手的DNA型一致。

实际上，菅家被带走之前，早报就在醒目位置刊登出了相关报道：《现场残留物、DNA型鉴定一致》《近距离审问重要嫌疑人》《原校车司机今日接受审问》《本市原校车司机（四十五岁）》。这些报道，让侦查本部别无选择，只能带走菅家。若是真凶另有其人，读了报也望风而逃了。事态为何发展至此，当时的侦查队长苦笑着对我说：“我们可什么都没透露。上头要求我们不许对任何人提起。可那天早上新闻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泄露消息的估计是警察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