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必要的背景知识是，对贫困是否存在社会救济？不平等在加剧，但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处于底部的人，是否有救济措施，对于我们理解“悲惨世界”到底有多悲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是不存在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也少得可怜，那时候的绝对贫困，就意味着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毕竟不同。
皮凯蒂的图片是税前收入，并不包含财富转移信息。事实上，美国贫困率的计算标准，也不包括这个信息。但是，一旦加入这个信息，“悲惨世界”的悲惨程度，就可能显著下降。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她有一份最低工资水平上的全职工作，其年收入接近14,000美元，确实属于美国标准的贫困。但是，她从食品券、育儿补助、税收补贴、政府医保、住房补助等方面得到的救济，加起来甚至可能与她的工资收入差不多。在无视这些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生活的悲惨程度做判断，可能会形成很不完整的印象。
事实上，当代世界各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扶贫和福利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图（图5-9），展示的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支出增长状况。最初，也就是镀金时代，这个支出几乎在零的位置，而在当代，它已经大大提升。这种救济够不够，当然可以讨论，但这确实是今天和镀金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之处。
图5-9 1880—2016年发达国家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例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第三个背景知识是社会流动性。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我们在北京的写字楼看到一个年轻保安，内心有不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收入和技能，很难帮助他实现向上流动，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更形象地说，如果住在一楼的人和住在三楼的人在不停地交换位置，哪怕一楼和三楼的层高在不断拉长，这个越来越长的距离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确存在着阶层流动性不足问题，这的确令人忧虑。但是，不平等是否加剧阶层固化，情形却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么清晰。哈佛大学教授哈吉·柴提（Raj Chetty）的研究就意外地发现，虽然美国在过去四五十年经济不平等明显上升，阶层流动性却并没有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下降，甚至还略有上升。底部1/5的人口，如果生于1971年，成为顶部1/5的概率是8.4%，但如果生于1986年，这个概率反而上升为9%。[1]顺便说一句，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这个数字是7.3%。[2]与此同时，出身于高收入阶层的美国孩子，如果生于1984年，比穷人家孩子上大学的概率高75%，但如果出生于1993年，这个概率反而下降到69%。
所以，住在一楼的人并不总是住在一楼，住在三楼的人也并不总是住在三楼，他们还在相互交换位置。事实上，研究显示，美国收入前20%的人，20年后还在前20%位置的，只有56%，阶层之间还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第四个背景知识，不平等到底是什么的不平等？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为什么消费不平等更值得关注？因为消费才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质上指的就是消费不平等。
为什么消费不平等可能低于收入不平等？因为现代的穷人，有前面说到的社会救济支持，还可能通过金融借贷支撑消费，这种借贷机制，对于那些暂时的穷人，就是一个巨大的过渡性帮助。房贷、车贷就不用说了，甚至买手机、家具现在也可以借贷，最近我发现，哪怕买个30块钱的外卖，美团都执着地敦促我借钱买。
另一方面，富人的生活似乎也在中产阶级化。镀金时代的富豪，往往让人想起来巨大的维多利亚式庄园、庞大的用人团队以及富丽堂皇的枝形吊灯，但是今天，乔布斯穿的黑色T恤，看上去和快递穿的好像也差不多；巴菲特据说在一个几十万美元的普通房子里住了几十年。当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这么简朴，但是，我观察我一些有钱朋友的生活，惊喜地发现，除了坐不起头等舱，我和他们的生活品质好像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而头等舱再舒服，它不就是一张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单人床嘛，也没有太多可羡慕的。
所以，皮凯蒂那张看起来信息非常清晰的U形图，加上所有这些背景知识——全球贫困率的大幅下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社会流动性的稳定，以及消费水平的中间化等，似乎就没有那么清晰了。不平等在加剧，但是，至少就发达国家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普通人生活在“悲惨世界”，就未必那么清楚了。
受害者叙事的另一面
再来看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我认为，“受害者叙事”同样有偏颇之处。在“受害者叙事”中，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这话当然有其道理，资本的全球化极大地压缩了蓝领工人的谈判权，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资本家的贪婪，是否全部的事实？或甚至主要的事实？同样存在着很大争议。
理论上，不平等可能存在着“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之分。比如，姚明和赖小民都是巨富，在中国来说肯定都是top 1%，甚至top 0.01%。但是，姚明那么有钱，我们会感到怨恨吗？多半不会，因为他的钱是靠汗水和天赋挣来的，我们内心深处觉得，he deservesit，他配得上。但是，赖小民就不一样了，他是大贪官，被抓之前，据说他专门租了个别墅存放赃款，放了两亿现金。这种富豪，我们就义愤填膺了，对不对？因为他的钱是贪污受贿来的。所以，贫富分化是否令人义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差距的形成机制。
就美国而言——我解释一下，我大量用美国举例子，不是因为美国更重要，而是因为美国的相关研究最成熟。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各国贫富悬殊形成的机制很不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举一反三。不过，就美国而言，贫富差距拉大是怎么形成的？一些学者认为，最近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
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甚至不是前面那1%，而是最前面那0.1%，甚至0.01%。顶端1%到10%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哪怕是0.1%到1%的人，这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变化的，是那0.1%，0.01%。而这一小撮人的暴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你看美国现在的十大富豪，从贝索斯、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都和技术进步有关。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之处，马云、马化腾、雷军等，都是这样积累的。
问题是，这些人财富的合理性，是更接近姚明还是更接近赖小民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他们在暴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毕竟，我们天天都在用淘宝、微信、美团，享受了它们带来的极大便利，美国人的生活现在也是极度依赖Amazon、Facebook等。所以，虽然这0.01%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说实话，我不愿意。
除了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以美国为例，这个变化也是双向的，既发生在穷人这边，也发生在富人这边。就穷人来看，一个致命的变化就是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以及过早的生育年龄。我看过一些反映美国贫困问题的纪录片，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常常是一个很年轻的母亲，自己几乎是个孩子，带着好几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养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怎么能不陷入贫困？有些信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美国非婚生的儿童，平均是40%，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2018年，有正常婚姻的美国家庭，贫困率是4.7%，但是父亲缺失的单亲家庭，贫困率则接近25%。
前两年美国有本畅销书叫《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是一个贫困单亲家庭长大的白人男孩写的回忆录。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对父亲角色的渴望。他母亲不但吸毒酗酒，而且不停换男朋友，每次他和某个临时爸爸刚刚建立感情，他就很快消失了，以至到后来，他变得恐惧和对方培养情感纽带，因为知道很快又会失去。
与穷人家庭单亲化对应的，是富人家庭的一个变化，英文叫“assortive mating”，翻译过来就是“同类结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裕家庭不但婚姻更稳定，而且富人往往和富人结婚。四五十年前，女大学生没有那么多，所以男大学生毕业后往往找个邻家女孩或者中学时代的sweetheart结婚，对方更可能是护士、秘书之类的中低收入者，结婚后她们往往辞职做家庭主妇，所以整个家庭只有一份收入。现在不一样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把精英男士给截流了。于是，律师和医生结婚，医生和公务员结婚，公务员和金融分析师结婚，像某些家庭，还有教授和教授结婚。这种情况下，婚姻大大失去了阶层流动的功能。
于是，一边是一家两个稳定的中产收入，而且晚婚晚育少子；一边是一家只有一个不稳定的微薄收入，而且早婚早育多子。有研究显示，如果2005年美国的婚姻模式是完全随机的，而不是同类相吸，那么美国的基尼指数立刻会从0.43降到0.34，也就是和加拿大差不多。[3]可见，婚姻模式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不平等加剧的成因非常复杂，不是“富人贪得无厌”那么简单。其实，和很多人心目中的脑满肠肥的寄生虫形象不同，今天的富人平均而言，更可能是一个主动或被动的工作狂。研究显示，受到大学教育的人比高中毕业的人一周多工作8小时。[4]蒂姆·库克，苹果公司的CEO，每天3:45起床工作；马斯克，每周工作80～120小时，也就是一天工作11～17小时。甚至，富人还更爱读书。在一个采访中，有人问巴菲特的成功秘诀，他随手指指旁边的书堆说：“我一天读500页书。”总之，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富豪形象，与今天的很多富人形象并不相符。
阶级战争叙事的另一面
最后，我们来看看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是否合乎“阶级战争”叙事。根据这个看法，政治权力被经济寡头劫持，而贪婪的寡头必然会通过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扩大化，所以，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小丑》剧终那种鱼死网破。
这个看法，也大可商榷。上次课，我谈到过学者吉伦斯的书《财富与影响力》，根据吉伦斯的观点，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他的依据是：对比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个阶层的政策偏好，会发现，当富人和穷人政策偏好相抵触时，前者“得逞”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
不过，很快有其他学者指出，这个说法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为什么呢？因为高、中、低阶层，政策偏好80%的时候都是一致的，而顶部10%的人和中间选民的偏好，90%的时候一致；不但政策偏好一致性高，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排序也非常接近。换句话说，上中下层没有那么对立，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挺意气相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图（图5-10），灰线是底层民众的偏好，黑线是顶层偏好，二者距离相当接近，变化趋势也非常一致。
图5-10 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政治偏好
（图片来源：John York, “Do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eaten democracy?,” Heritage Foundation, 2017）
进一步看，当高收入者和中间选民意见分歧时，他们各自“如愿以偿”的比例是1:1，谈不上寡头政治。而当中高收入者和穷人意见分歧时，的确，前者更容易如愿以偿，“得逞”比例大概是4:1，但这一定是坏事吗？至少对美国左翼来说，未必，而左翼恰恰是最在乎政治影响力平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更反对移民、更反对堕胎、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权、支持环保主义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如果说这是“寡头政治”，也未必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
当然，更富有的阶层以及游说集团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事实。但简单地把美国政治说成是寡头政治，有很多现象就解释不通。比如，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 1%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5%，也就是说，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事实上，top 1%交的联邦收入税，超过底部90%的总和。下图（图5-11）传达的正是这个信息。
图5-11 富人收入税与国家福利支出
（图片来源：John, York, “Do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eaten democracy?,” Heritage Foundation, 2017）
其实，抛开数字，观察实际的富豪，就会发现，“阶级斗争”论存在漏洞。盖茨把几千亿美元捐出来做慈善，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要知道，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巴菲特则主动抱怨他的税率太低，强烈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又是为了什么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5]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因此，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阶级斗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足够深、激起足够的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现实很重要，但是比现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
诸善之争中的平衡
总结一下，不平等问题非常复杂，它有A面，也有B面。《小丑》中的悲惨世界叙事、受害者叙事、阶级战争叙事，虽然逻辑很平滑，但套到现实中，却有很多“不合身”之处。可能有人会说，把问题说得严重点有何不可？这有助于社会形成改革共识，不是好事吗？其实，这就又回到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不成比例的悲观主义或许满足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却可能带来错误的解题思路。
如果更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本身，那么解题思路就应该注重激励投资和就业，也就是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财富。如果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家庭结构而不仅仅是再分配不足，那么部分答案就在于鼓励一种稳定、负责的婚姻观，而不完全是更大更多的政府。如果技术进步驱动着不平等的上升，那么，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改造世界”更多的应该是政策微调，而不是将特定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如果富人其实已经并且正在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更合理的做法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
说到底，不平等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平等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只是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一。如果平等是唯一目标，那事情就好办了。大家知道最能“让所有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机制是什么吗？是战争。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血雨腥风，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是平等的贫穷，而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这种平衡才是最艰难的。我们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快递、保洁中被埋没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能够有机会实现自我，但我们也害怕过于均等的社会让潜在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失去奋斗的激励机制。我们不想看到饥饿和无家可归，因为在财富剧增的今天，这是不必要的残忍，但我们也担心，过度再分配成为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我们恐惧贫富悬殊引发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也恐惧劫富济贫自身引发的政治动荡。诸善之争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
诸善之间能否实现平衡？当然可能。比如，北欧国家既高度发达，又相当平等，说明鱼和熊掌可能兼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北欧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地缘条件，也可能带来某些经济社会成本，而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却一再失败。从王莽改制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极左的扭曲到柬埔寨的噩梦，从南欧债务危机到拉美的“粉红革命”，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这件事，我们或许有一种方式把它做对，却有1000种方式把它做错。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纸牌屋，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着谦卑和审慎，去寻找隐藏在荆棘深处的第1001条道路。
* * *
[1]Raj Chetty,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NBER Working Paper, Jan. 2014.
[2]Dan Kopf, “For all its economic dynamis, China's income mobility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QUARTZ, Jul. 31, 2018.
[3]Jeremy Greenwood, et al., “Marry your like: Assor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Jan. 2014.
[4]The Economist,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out,” The Economist, Apr. 19, 2014.
[5]Brian Schwartz, “Wall Street donors line up behind Biden in massive third quarter-fundraising haul,” CNBC.com, Oct. 16, 2020.
30.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可能性的艺术》这门课已经结束了，在此我来做个总结。这门课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怎么总结呢？我还是想回到这门课的标题，也就是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俾斯麦为什么说这句话？据说，俾斯麦是在1867年一次谈话中做这个表述的，而那正是德国统一大业成败未卜的时刻。这时候，俾斯麦正在欧洲各国之间联合纵横，各个击破，为了实现目标，他常常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为了争取国内的民意支持，作为一个反民主人士，他却主动开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一个反社会主义人士，他却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正是俾斯麦的这种灵活性，让他赢得了“政治现实主义大师”的标签。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表达的正是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据说，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这个完整说法，更清晰地呈现了它的“政治现实主义”指向。
关于这种政治现实主义，我举个例子。今天的中美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们指望两个国家换届领导人，就能通过运筹帷幄使中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就是art of the impossible了，不现实。但是，如果两国政府趋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温不火的和平，却是可能的，这就是art of the possible了。换句话说，政治是一种艺术，但不是一种魔术。
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在国际关系语境下，但是，放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政治现实主义也同样适用。我们这个课程，如果说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或许可以被概括为：“政治创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关于政治所蕴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个可能非常主观的判断，那就是：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换句话说，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大家也许会对我这种“不对称的”的说法有点困惑，为什么政治可能让社会变得非常糟糕，却未必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美好？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可是，另一方面，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我前面讲到过，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在当代世界，人们普遍缺乏这种“政治现实主义”。我们经常听到一类说法，比如，“某某国家不是国家能力很强大了吗？怎么环保还没有搞好？”“某某国家不是都民主化了吗？怎么还会爆发冲突？”“某某国家不是已经换新的领导人了吗？为什么公共服务还是不行？”在此类的提问中，都蕴含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假定，就是政治可以神奇地解决一切难题，而政府有义务包揽所有人的幸福。
但是，政治没有那么神奇。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一句话，他说，经济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忽略经济的第一原理。这话虽然是句调侃，但道理却非常深刻，因为他指出了政治浪漫主义往往忽略“约束”问题。
政治存在什么约束？当然很多，我们这个课程里就谈到很多，试举几例。第一，社会结构的约束。当一个社会由极端对立的二元阵营构成并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协精神时，鲜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围。我们在讲埃及的“裂痕动员”时，讲到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轰轰烈烈的对立，如何摧毁了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是另一个例子，红衫军的人数优势和黄衫军的街头优势，使泰国政治陷入僵局。第二，历史的约束。在讲国家能力的时候，我讲到历史上的战争频度烈度，如何深深地塑造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而这个影响可以延续千年而不灭。在讲文明冲突的时候，我也说到过学者英格尔哈特与韦尔策尔所画的文化地图，上面刻画着挥之不去的历史烙印。第三，地理的约束。比如，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它难以形成强国家的传统，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使它步入经典的“资源诅咒”，而美国缺乏天敌的地缘位置，使其能够相对从容地“先发展民主，后建设国家能力”。
但是，或许因为我是个“准文化决定论者”，在这个课程中，我强调最多的还是“文化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印度，“表亲的专制”削弱政治竞争的有效性；在阿富汗，宗教极端主义的阴影使得民主转型难以落地；在委内瑞拉，经济民粹主义观念的盛行，让民主制度最终走向自杀；在泰国，对程序正义的蔑视，让它难以摆脱不断政变的循环……换句话说，当观念的水位太低，所谓宪法就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废纸而已。
我在课程中反复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其实，“社会”在这里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分解开来就是“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中国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好的政治很难在逼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空间中长成参天大树。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写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间让“大地旧貌换新颜”，这种心态，说好听点，是一种浪漫，说难听一点，则是一种懒惰。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在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耐心、学会同情性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船票，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
不过，政治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虚无主义。政治是有限的，但并不是无用的。这一点，我在序言中说到过，对比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海地与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年前的委内瑞拉、今天的德国与80年前的德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为一种“艺术”的力量。相似的历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会、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改善的游戏规则未必会使一场球赛精彩纷呈，但它至少是一切可持续比赛的前提。
在课程中，我谈到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路径。比如，政治选择的路径——在南非，虽然社会结构极度撕裂、历史记忆充满创伤，但是新旧两个政治领导集团通过妥协与分权，使南非实现了转型的软着陆。还有经济政策选择的路径。智利身处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权政府倒台后，仍然坚持了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使得智利经济成为拉美地区的佼佼者。我还谈到集体行动的路径。美国国家能力的建构，和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不是缘起于密集的战争或发达的文官制政府，而主要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运动。在韩国，新的政治可能性则来自观念的变迁——当观念水位不断上升，人们甚至超越其经济理性，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重新缔造制度。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尽管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构成政治发展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是牢笼，每个社会对其政治未来，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这个余地一开始也许只有10厘米，但是，通过行动的勇气与智慧，它可能扩展为10米、100米、1万米，直到打开新的天地。
哪怕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个国家的胎记，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冲突”那两次课中所说的，文化不但可能变迁，在一个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它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变迁。80年前的德国人，默许了纳粹政府屠杀600万犹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国人，成为整个欧洲最欢迎移民的群体。90年前的日本人，忙着刺杀一切有和平主义嫌疑的政治家，但当代有跨国民调显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愿“为祖国而战”的国民。历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绝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只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当然，反过来，政治在“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时常收缩可能性，把本来辽阔的空间从1万米缩成100米、10米、10厘米。我们谈到过阿富汗，20世纪70年代时本来处于现代化的入口，但是，极左力量的崛起引发苏军的入侵，苏军的占领激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引发内战，政治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一个国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穷水尽。我们还谈到过伊拉克，萨达姆不是什么伊拉克救星，他的统治下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发展与和平，事实上，正是他把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拉进了无穷的战火。我们也提到过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的时候，充满希望、百废待兴，但是，穆加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义以及大权独揽，让一个非洲粮仓沦为通货膨胀的传奇。政治是艺术，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艺术。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艺术之间，是政治行动。行动需要勇气，需要道德觉醒，需要有一个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险，从人群中站出来说：对不起，国王，你并没有穿衣服。在关于“平庸之恶”的讨论中，我讲到过，恶的泛滥未必需要多少“坏人”，往往只需要一个“魅力四射的疯子”加上无数“不假思索”的人。在这个“1+N模式”中，一个普通人要从“不假思索”中出走，他必须跳出“此时此刻”，获得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足以看到历史深处的亡灵，以及道路尽头的悬崖。
但政治行动不仅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节制。泰国反复的政体振荡说明，狂热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毁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毁自由。而委内瑞拉式的经济崩溃则说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绳，可以像海妖的歌声，把无数船只引向触礁与沉没。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和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
最后，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在公共领域写作，而且尽量用非学术化的语言和读者交流，所以常常被贴上一个标签，叫作“政治学常识的普及者”。说实话，我对这个标签有点不适。为什么呢？因为仔细想想，政治学几乎没有常识。你对政治学了解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政治学没有常识。你觉得“民主”是常识，但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麦迪逊甚至说：“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会是一群暴民。”你觉得“自由”是常识，但很多左翼会追问：谁的自由？哪有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你觉得“平等”是常识，可是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常常带来一败涂地的悲剧。我能普及什么呢？更多的时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谓“常识”，而恰恰是迟疑。
有时候，我会为政治知识的这种“原地踏步”而绝望。在其他领域，人类的进步令人惊叹。直到现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人类怎么这么聪明？居然能造出这么一个笨重的家伙，而它能在天上飞十几个小时？吃到改良水果的时候，我也特别感恩：他们到底对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么，怎么这么好吃？全球气候变暖运动的扩散，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球平均温度200年里上升1度，这么微妙的变化，居然被人类发现了，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后果，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全球运动。有一年我看一个舞台剧，表演和特技、音乐结合得太完美了，我几乎热泪盈眶，感慨人间真是不虚此行。
所有这些文明的成果都让我敬畏，但是，转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泄气了：虽然人类已经能够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但仍然会为能不能退出一个宗教打得头破血流，为一句刺耳的言论付出沉重代价，为一句口号沦为无法退出的实验品，为一场选举而反目为仇。同一个物种，居然会同时如此智慧和愚蠢、伟大和狭隘、勇敢和懦弱。
不过，另一些时候，我又觉得，没有常识未必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因为如果知识是确切的，专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情境中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许正是对自由落体的抵抗。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但也正是这种复杂，让思考充满乐趣，让自由成为必要，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